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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毛泽东1971年夏天南巡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在8月28日的讲话里，提到1935年他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对他所表示的忠诚。要求大家对叶剑英这种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的精神表示尊敬。这段评价，可在毛泽东讲话的一个未经删改的手稿中找到，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它既表明毛泽东永远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叶剑英在这次毛处理军队有关领导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请我注意这段讲话。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卷，在为“汪”姓将领写传记时，没有列入汪东兴。
④ 参见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该文收在《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53页。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教学参考》（下）第42、43页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描述，说明邓力群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根据后一篇文章，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批判时，必须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因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在外；陈云，则因为最右；朱德，因为他太老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意，而且周自己过去也常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这样，就只剩下林彪了。谭：同上，第42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6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也可参见该书注释（43）。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致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致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毁坏；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在《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这段关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有趣的轶事，最初是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注意到的。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作者那些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幻灭感的中国朋友，也向作者表达了这种观点。
“四人帮”的兴衰
接班人问题
这时，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选择一个可靠的接班人。他曾经希望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样。但他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50年代，他设计了“二线”机制，使他的同僚有机会在一线锻炼、曝光，而他自己在二线进行控制。刘少奇代替毛担任国家主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在刘少奇下台后就不存在了；同样地，他培养的“最好的学生”的模式也随着林彪坠死而失败了。①主席将如何解决“毛之后，谁接班？”的问题呢？更关键的是，他将如何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激进派是原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极左派的余党，就是他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利益迅速分化，构成了矛盾，但在重要问题上他们仍然保持一致。随着林彪及其集团的瓦解，以前的林江联盟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不属于核心集团，但由于他担任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集团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义上的角色；谢富治死于1972年。这样，就剩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们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席董必武以及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毛都是忠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为一批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在把打倒他们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1972年1月逝世时，毛出人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帅。①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疏散命令，邓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厂担任钳工，每天工作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两次给毛写信，请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对邓小平的革命功绩作了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年3月，有关他返京的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北京。②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同时也由于他们控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复杂政局的能力，他们在中国政坛上逐渐上升。林彪覆灭后立即涌现出来的这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和汪东兴；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职官员纪登奎，他参与了对林彪余党的清洗，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①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组人中，显然没有一位合适的能够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接班人。无疑，周恩来是毛属下最高级的官员，如果主席认为他是自己合适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而且能得到广泛赞同。但是，毛不准备把他的极左纲领委托给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会比毛长寿。1972年5月，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患有癌症。②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余党，显然是毛寻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一定早已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曾经煽起暴力冲突和流血，挑起动乱的人，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中，也没有谁具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认可。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层激进派成员像坐直升飞机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在林彪覆灭时年仅36岁，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保卫干部，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因而迅速崛起，到1971年他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营上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上海警备区政委。①1972年秋天，王洪文被调到北京，10月，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0寿辰的宴会上公开露面，令中国地方官员们大惑不解。②1973年5月，根据毛的指示，他又引人瞩目地进入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受益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③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④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37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态谴责他。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⑤这样，后来的“四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荐。王洪文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进行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
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①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只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②这种平均主义的一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