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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1931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1941年12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① 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② 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69、77页。
③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 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译者。
① 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② 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 1939年》，载伊恩·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 40页。
①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 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 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 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②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第34—35页。
① 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入战争——译者。
①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第41—42页。
② 同上书，第50—53页。
③ 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 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④ 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 年》，第 48—49页。
①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②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页。
③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24页。
① 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② 《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页。
③ 《朝日新闻》，1941年8月16日（晚刊）。
① F8496/60/10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①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架。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1941年11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1943年1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①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②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①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②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