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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贸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绅家族和商界团体的兴起。农民生产者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国时期丝绸贸易的记录更不清楚，但是看来在19世纪末，这种对外贸易扩大了丝绸生产，促进了现代工业，并在上流社会内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假如中国当时能够控制出口价格，这种贸易必会更加有利可图；假如中国政府曾一致努力改进生产方法，这种贸易从长远看就会更好地存在下去，不过它暂时还是江南繁荣的关键所在。
1911年以后的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基本上与晚清并无不同。首先，高度集约的传统农业部门，仅能在“正常”年景供养数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通常无法提供农产品来供应大量城市劳动力的合理消费，或作为发展工业的原料，或作为出口商品而为迫切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的进口筹措资金。无论是袁世凯还是继袁氏之后任总统的北京官员，也无论是孙逸仙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和重庆的政权，当然还有日本侵略者（满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连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泽东——无一能在20世纪前半叶显著地影响和改善中国农业的状况。
其次，从本世纪第三个10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30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侵者的摧残。
第三，同样地，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事实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虽然中国受到世界——缔约的列强及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仍然极不完善。独特的条约口岸和内地经济部门的二元模式也许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广州或汉口的经济作用的实际复杂性。然而，过多地注意白银外流、海关统计、贸易条件或外国贷款和投资，只能引起误解。中国只是没有有效的计划来推动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组织（再分布）的变革；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现代经济的增长。20世纪扩大的国际贸易，在一些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在华北一些地方，这个过程又加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更贫穷的农民“半无产阶级化”。①但这一点既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在现代中国出现的标志，也不足以作为外国经济罪恶的证据。
第四点意见涉及有时受到忽视的复合增长。19世纪末创办的小规模的现代工业，变成了真正的、不断成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在20世纪前50年，这些现代工业企业的增长率，估计大约为每年7％或8％。②这个年增长率，近似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发展赖以开始的基础初始时是极小的，生产能力的实际年增长量也同样小。但过了这几十年，由于增长综合在一起，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速。直到70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近50％属于工业（工厂和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确实不全是“现代”的，但显然是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农业所占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大约2/3下降到1971年的1/3。
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对这一有惊人活力的——尽管仍然在部门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出什么力。像在18世纪发生过的那样，近代之前的增长——总人口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没有持续的人均增长——可能不需要国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还因没有国家的作用而得到好处。但是，后来要努力达到现代经济的增长，较大的政治投入大概是需要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不够强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适应，难于控制和发展中国私人经济的潜力，而同时又保证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个人平等和区域平等。③结果，1949年以前关内18省和东北规模不大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骨干可以训练大量扩充的人员，以配备50年代投入生产的许多新工厂。这当然大半不是有意的，但是，即使1949年以前的外国势力有时曾抑制过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它最有效的遗产，看来也是最初的技术转移使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成为可能。
所以民国并非仅仅是个经济处处停滞、政治体系四分五裂的维持时期。相反，现代城市经济成分的总增长，为1949年以后进一步向前推进铺平了道路。然而，大多数的农业地区没有同时取得城市一样的增长。失调、不稳定、地方灾害、战争和不时的通货膨胀，都拉下了生产水平，抑制了商业，阻碍了农业投资。这些困扰，虽然在30年代和40年代损害最大，但是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已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存在。社会后果令人不安。
① 关于这方面文献的综合评述，见马若孟：《中国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变革与连续性》，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第2期（1974年2月），第265—277页。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的解释倾向，在威廉·T。罗：《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清初经济史的最近论著》，《清史问题》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第73—90页有综述。又见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与农民：16世纪至18世纪》，《现代中国》第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3—40页；罗伯特·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6章；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8卷1期（1982年1月），第105—132页。关于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见费维恺编：《宋代至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① 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59—65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89—291页。
② 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7—405页；伊懋可：《集镇与水道：1480年到1910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470—471页。
① 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3、226、229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1843—1893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1953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的大区，见同书第214—215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36—247页；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10—211页。
② 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年》；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年》，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05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第3卷第10期（1978年12月），第4—27页。
①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佳近著。
② 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697—978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389—423页。
① 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一小部分——译者。
② 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78年7月）和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第113—115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其中卡尔·里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术论观点。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3期（1981年5月），第539—558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当、社会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障碍。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事实上，两类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