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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年末的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1927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央通信》。这份刊物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台湾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的各个部（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年4月6日北京的中国警察搜查苏联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所形成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这批文件中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尤其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围来的重要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然后每半年或每季整理成册。（见内森著作第69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的领事官员的文电，对所论述的这段时期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卷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有用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著的。事件发生当时的期刊很多，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年3—8月。外国报导的有用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5卷涉及1924—1927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集子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和第4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文件的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等。著作言论集很多，国民党方面如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晖等人，共产党方面如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都有。有几部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9年》和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参加者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的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来的第7军，提供了北伐的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极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卷；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档案的年轻学者的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卷的不准确的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趣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年代的中国》，他的未亡人希尔达·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助团的学识和对俄国最近的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著作《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利用并列举了能接近俄国档案的苏联学者新近的著作。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的著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其出版年代的名著，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最初出版于1938年，1951年出修订本，以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是“失败者”，以其反斯大林和反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M。H。赖特译自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和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2中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著作。但有大量文件和几部评述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作品。关于由城市士绅和商人阶层形成资产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关于城市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以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着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M。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和爱德华·J。M。罗兹更全面的著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不过，就英国或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者首先要把中国和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普遍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M。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中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这种发展并不是成体系的研究论题，但有几个作者着手研究，见E。扬所写的本书第4章，罗伯特·基思·肖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著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这样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地继续出版，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著，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著作，后者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早期著作。这些资料和专著，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气、地理上的团结，等等）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应特别提出的是，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研究恒丰纱厂的著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著作的论题，但对商会和商业联合会仍然了解不够，尽管它们在1911至1927年间起了重要作用。詹姆斯·桑福德的《19世纪20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1976年博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组织的大多数出版它们自己的刊物：《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如《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登载的资料。中国和外国团体当中的竞争和团结，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还几乎没有加以研究的问题。
分散得很开但为数很多的20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了解这个时期的名人要困难得多。现存的传记相当少，但要特别提到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对于一个操纵上海华人商业团体几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全部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仿效穆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