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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一边投身革命，然后——被动荡的规模所吓倒——又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到绅士们一边去了。①1911年12月在广州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现的情绪逆转，使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可信；但是一般说来，似乎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质与作为起义的旗号的革命思想之间的差距。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②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角度来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③那么，说地方的精英们看见他们自己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就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了。
商人与精英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中央权力，政府当局腐败，常常导致由城市精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④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19世纪以来在全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①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1911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700万两白银。①促成了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④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20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月年12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1912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1911年相比，减少甚微：1912年是关银8。43亿两，而1911年是8。48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在上海，1912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