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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这时进入了左派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部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且处死了许多不幸的斗士。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逃亡或是暴动。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是逃到张发奎军队正向那里调动的江西北部。他的部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两党合作的政策碰上阶级斗争的礁石而遭到破坏，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已经在计划进行暴动；这一计划此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鼓励。
鲍罗廷离开汉口，这象征着俄国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一努力的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坐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游览车、大量汽油以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的最重要的官员进行了隆重的欢送，汪精卫给他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证明信。这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俄国，以讨论使两国团结的途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仍等待指示，但是汪精卫公开表示，他相信鲍罗廷能对这件事的复杂性提供详尽的报道。信以“致革命的敬礼”的致意结束，落款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①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祥殷勤的照顾，冯下令沿途对他进行保护；鲍罗廷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路线的冯玉祥的俄国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程作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辆游览车的给养，往西和往北经过陕西和甘肃到宁夏城，然后穿过戈壁沙漠而至乌兰巴托，他们于9月中到达。经过一段长期的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金斯克，在那里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他在10月6日抵达，时年43岁。②这两个有着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党员走向反叛，国民党人则在不同的派别中间搞不稳定的妥协。对互称“同志”并为了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拯救出来而多年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引退了，但绝大部分的活动家则走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分裂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发展进程。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案馆的4月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和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月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② 1927年4月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136页。关于罢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月和6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6日致国务卿：《5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案卷组。
① 3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年的国共分裂》，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年11月），第129—130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博士论文，第7章，第61—62页，根据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3—374页。国际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269页，4月19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2000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页，他大约在4月20日在长沙被告知，在75个县的53个县中，不少于513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月2日（1927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月30日）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0万。林提了6个共有160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10万计。1926年11月的数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21—59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1页，推断处决的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306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119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过。）
②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606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页，论述了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争论，附争论各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27页回顾大约4月20至25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4月底了解的情况。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月13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和260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6—45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樊钟秀收到44000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90万元多一点。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30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月18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蒋介石联合”。6月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