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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式。根据这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①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① 见《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序。又见本书第7章。
① 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该书讨论的所有问题。
① 同上书，第283—292页。
① 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① 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未出版）。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①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