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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哈米德去找过我们，发现窗帘拉上了，没有人在，就到处打听，得知我们已经走了。他认为我们还是走了好，因为如果我待在游击队控制的领地上，到处都是各种军队和指挥官，遭到弓虽。女干的可能性也很大。哈米德知道，我哥哥要保护自己的两个妻子就已经够他忙的了，现在还要担心我的安危，所以他就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哥哥或许会对我们的婚事网开一面。
所以哈米德派了姐姐来提亲。她这次还带上了叔叔以及她的几个三四岁的孩子，从喀布尔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再次向米尔沙卡伊提出这门婚事。这段路险象环生，除了凶险的炮火，他们差点儿还被一场雪崩埋藏。那一夜，他们就是在冰天雪地里度过的，他们差点儿送了命，而我也在心里暗暗责怪哈米德让他们为了我经受这么多苦难。尽管如此，他对我们的婚姻的那种百折不挠的决心还是让我暗地里非常高兴。
正如哈米德所料，我哥哥不再拥有在喀布尔时的权力。他疲惫不堪，压力重重，但也没有马上答应的意思。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你想礼貌地拒绝某人的求婚，通常不会直接说，而是向对方提出一大堆无法满足的要求。我哥哥知道，为了提亲，哈米德的家人已经冒着生命危险不远千里而来了，总不能狠下心直接打发他们回去，但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门婚事。于是，吃完饭之后，他悄悄告诉他们说，如果要结婚，哈米德家要以我的名义购买一套房子，赠送大量的金银珠宝外加两万美元现金。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对他那样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尽管他家不算赤贫，但绝对不是富裕之家。当然，我是不能参与这样的谈判的。哈米德的姐姐和我在另一个房间，我们俩竖起耳朵，贴着墙壁试图听听他们商谈的进展。当听到哥哥提出的条件时，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哈米德的叔叔竟然答应了。听语气他好像有点震惊，而且也不是十分高兴，但是他很快定下神来，一点儿也不显得慌乱。在内心深处，他一定火冒三丈，但他摘下缠头巾，放到我哥哥面前，感谢他答应这桩婚事。
哈米德的姐姐叫上孩子，跟我拥抱告别，还不忘给我个微笑，然后穿上蒙面长袍离开了。哈米德的叔叔也戴上缠头巾走了。到了这时，塔利班早已下令强迫所有男人必须缠头巾蓄胡子。
几天之后，我哥哥接到命令去潘杰希尔峡谷帮忙策划一起政府领导的攻击喀布尔的行动。他走了之后，萨朗关口再次封锁，人也就被困在另一头。此后40天内他杳无音信，这样的紧张心情真叫人无法忍受。要是他遇难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消息说他到巴达赫尚省去了，上司临时命令他为游击队员建立一个根据地，并组织一道新的防线。塔利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我哥哥的上司担心他们还会夺取中部、北部更多省份的领地。后来，我哥哥还是安全地回到了我们身边。
春天，嫩芽已经从积雪覆盖的泥土里冒了出来，而我却感到一阵沮丧。本来春天是新学期的开始，我真的很想回到大学校园去。
一天，嫂子叫我去给家里买菜。不知怎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的身影。每次离开一家店或是拐个弯，我都觉得看到了他，接着他又消失了。刚开始我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回到家，发现家里来了个客人，他十几岁左右，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跟哈米德家也有姻亲关系。我又开始感到沮丧，于是礼貌地对他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那男孩跟了过来，然后一边向我道别，一边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我关上房门，打开纸条看了起来，是一封信。我把目光直接移到信末，看看究竟是谁的来信，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哈米德，他就在普勒胡姆里。在集市的时候我眼睛没出问题，我真真切切见到哈米德了，原来他一直偷偷地跟着我。信上说，他来到本地，打算明天就来跟我哥哥谈我们的婚事。这一次，他保证能成功。
那一晚我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正如他在信里所承诺的，哈米德来到我家，提出见我哥哥。当哈米德拿出两万美元现金和一份房契的时候，米尔沙卡伊大吃了一惊，或许是有点被怔住了。尽管如此，米尔沙卡伊还是没有立即答应。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给出哈米德最期望听到的那两个字——“好的”。
虽然哈米德家远远称不上富足，但他家在巴达赫尚省有土地，为了筹钱，已经卖掉了一些。倒不是说他们家一无所有，但是，我的哥哥不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在喀布尔有四套房子，在拉合尔还有一套。
商谈婚姻大事仍然还是男性的专利，我们女人只能在另一个房间待着。默默地坐着，竖起耳朵听着自己的前途被当做一场交易似的谈判，对我来说这不是滋味。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曾偷偷来到父亲的会客室外，偷听里面的谈话。听着听着，我百感交集，有骄傲、有好奇，更有无助。
当听到他们筹足了钱，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尖叫了一声。普勒胡姆里的生活真是发霉了，没有大学，没有一点儿刺激，无所事事。我不知道婚姻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比现在的日子有趣许多。
在阿富汗，订婚跟结婚一样严肃，有着几乎同等的约束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解约。我突然想到了解约的严重后果，耳边开始响起哥哥给我的种种警告。他总是不停地说：“法齐娅，不要嫁给这个穷小子。你想嫁给谁都可以，靠他的薪水很难过日子。嫁个有钱人，有权力的人。”不得不说实话，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你无法想象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一对新人的生活之艰难。安全保障和生存考虑总要摆在第一位，梦想只好退居其次。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塔利班势力会持续多久，这场战斗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住哪里，我是否还能到哪里上学或者去哪儿上班？这一切的一切，我心里没底。
我姐姐见我脸色发白，就一脸严肃地问道：“法齐娅，你必须做出决定。马上！如果你不想结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几天前，为了不让我嫁给哈米德，我哥哥曾做过最后的努力，劝我去巴基斯坦和他的第二个老婆一起住在拉合尔，还说可以到巴基斯坦的大学里注册上学。一想到能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学医，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尽管我几乎还不了解哈米德，但跟他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已经足以让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结婚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阿富汗男人，能够平等地待我，真心支持我去参加工作。他的确不富裕，未来也充满变数，但在我内心里依然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我的选择。
按照我家的传统，需要一个女人做出最终决定。当姐姐马里亚姆要我做决定时，我没做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她敲了敲男人们商谈室的门，走进去要求跟我哥哥说话。她把哥哥叫出房间，严肃而又勇敢地对他说：“不要再为难这个年轻人了。钱他们也按照我们的要求准备好了，是该做出决定了。要么答应，要么拒绝”。哥哥撅着嘴，然后转了转眼珠子，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同意了，尽管显得那么勉强。
姐姐于是准备了一碗糖果，里面放了些花和一条手绢，手绢上面还有一朵红花。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条手绢。碗里的东西代表着我家人接受了男方的提亲，碗被端到房间里去的时候，哈米德正坐着。当他看见碗，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的时候，他那喜悦之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真希望能够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分享糖果是阿富汗传统的敲定订婚的方式，新郎的家人接着就会把婚礼费用放到碗里。哈米德拿了一颗糖，小心翼翼地剥掉吃了，之后又在碗里加了5000美元——他把糖果钱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他们又来吃午饭，我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开了。我一边淘米，一边削黄瓜，内心的喜悦爬上了脸，那顿饭菜倾注了我全部的爱。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女人们能体会到，给心爱的人准备吃的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这一定是我们的生物属性使然，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传统的。我想起了母亲为父亲烧饭的情景，她总是做得很完美，我现在做的正是如此。切菜时，我确保把它们切成可爱的一小条一小条，好让他吃得开心。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被允许见未婚夫的。那一天，唯一的一眼是在他和家人离开的时候，我躲在窗帘后面，偷偷看他走向大门。我猜当时他是知道我要看他的，因为他突然停了下来，做挠头状。他一定也在打算偷看我一眼，但显然觉得那样太冒险了，怕被我哥哥发现。
哈米德朝车子走去，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自第一次向我求婚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的追求。这一年我21岁，终于要成为新娘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不知有多少次，我和家人幸亏由于好心人的帮助而渡过了难关。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给我们提供保护，帮我们藏起来。当然，得到这样帮助的不止是我们。在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开门接纳需要帮助的人们。邻居对小女孩们偷偷去地下室里的秘密学校上学故意视而不见，这些学校由勇敢能干的阿富汗妇女创办。尽管她们知道这样做是惹火烧身，但她们不忍心让塔利班破坏下一代的教育。
那段时期，阿富汗有许多因战争守寡的女人。这成千上万的女人失去了丈夫和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保证让孩子吃饱穿暖成了她们的职责。但是，塔利班剥夺了妇女工作的权力，于是，这些已经失去很多的妇女被迫去乞讨，靠着陌生人的慈悲施舍度日。一些人存活了下来，因为人们看到她们在街上乞讨时，不忍心从她们身边视而不见地走过。尽管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东西，他们还是尽自己的能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