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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布克夫人（赛珍珠）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水浒传》时，把书名改作《皆兄弟也》。这是借用《论语》中的半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表达人们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期望与理想。实际上这也是《水浒传》中江湖好汉的口头禅。第二回少华山头领陈达攻打华阴县时路过史家庄，陈见了庄主史进，开口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第四回逃避追捕的鲁达感谢赵员外对他的款待时，赵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赐酒相款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激时，杨林便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何伤乎？且请坐。”可见这句话在当时的普及程度。游民在表达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的追求时，还是脱离不了主流社会所尊崇的儒家思想，用他们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
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如果说主流社会的人们更注重前四伦的话，而“朋友”一伦则更受游民们的欢迎。他们把与自己同命运又肯帮助自己的人称之为“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他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这些脱离了家族宗法制度的游民希望人们把他们看作兄弟，在必要时拉他们一把。因此，不能说布克夫人的翻译是没有道理的。可是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对于《水浒传》书名的更改却有不同的意见：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这段话讲得十分深刻，《水浒传》中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但是大多还都是萍水相逢的江湖游民，他们一见如故，互相提携，情逾骨肉。然而这种“兄弟”之情并不是普施于所有的人们的。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梁山英雄打击的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朴刀之下。江州劫法场时，李逵就是不问何人，“抡着大斧，只顾砍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他们的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互相救助的人们的，或者是有可能加入自己的互救的游民群体的人们。换句话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者有可能成为自己帮派中的人的。这种互救的群体，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是以结义或结拜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只要进入了游民组织，他们便互相认为是基本上平等的了。实际上，这不仅离真正的平等遥远得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形式的平等，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下面先说一下游民组织较宗法家族平等的一面。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5）
我在前面说过，游民结拜是模仿家族组织形式的，但不是照搬，它与家族不完全相同，主要是突出了其平等性特征。专制社会的家族组织可视为皇权专制社会的缩影，有严格的尊卑长幼之分，不能逾越；而结义兄弟，虽然也是有长有幼，然而皆属于平辈，义兄义弟之间也不存在着必须服从的义务。《水浒传》中第七十三回写李逵怀疑宋江强抢民女，便砍倒“替天行道”旗，大闹忠义堂。从这一事件来看，兄弟之间的间隔尚未太过悬绝。他们仍然以互相尊重、互相扶助为重，这样才能长久地保持兄弟的关系。其次，这种以结拜方式形成的权威，不是与生俱有的，往往是在长期的交往乃至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形成的。它是由个人的品质、道德、学识、行为、能力所决定的。虽然，年龄是个重要因素，但是在结义群体中，并不一定做“大哥”的都是年长者（在一些秘密会社里就是这样，天地会的老大不必是会中最年长者）。第三，在家族中藉以增强群体凝聚力的是“孝悌”，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游民社会中联结结拜兄弟的道德则是“义”，也就是江湖上的“义气”。而“义气”是互利的，从这一点看来也体现了“平等”原则。
②梁山泊——游民的理想之所在
有的论者说“梁山泊”体现了当时革命农民的理想，我认为《水浒传》的主导意识是表达游民的意识与理想，描写了他们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反映了游民的斗争生活。因此，对“梁山泊”这个战争据点和梁山好汉群体的描绘是体现了游民的社会理想的，根本谈不上所谓“革命农民”的理想。
社会理想乃是指对未来社会组织的设想。社会组织是人们交往的产物，但是，它不能脱离物质性的生产活动。而游民大多是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有的甚至厌恶生产劳动，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游民是谈不到社会理想的。我在这里所说的游民的社会理想，不过是他们的关于人际关系理想的放大。当他们要从事某种冒险性很强的事业时，需要从松散的群体组成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集团。当他们没有这样集团时，也许会想结成这样集团、或加入这样的集团以满足自己的愿望。有的研究者就把游民的这种向往看成是他们的理想。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水泊的武装集团的组成及其原则，就反映了上述的游民的社会理想。其实这表现的完全是他们对理想的互助团体的模式。
梁山泊只是一个与政府相对抗的武装团体的据点，并不具备社会的所有的功能（特别是没有生产的功能）与特征，但它以其独特的人际关系，不仅为宋元时期的江湖好汉所神往，亦成为后世游民理想之所在。当游民组织化以后，许多游民就直接把他们所依附的游民团体称为“梁山”，把它看作自己的希望与依靠。《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把梁山泊好汉的关系作了概括的描绘：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牵连。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这段话除了说明梁山泊集团的成员朝夕相见，交流机会极多，从而形成了极亲密的关系之外，又指出他们在思想上都能以“忠诚信义”自律，遵守游民的道德理想，所以梁山泊才能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篇通俗的骈文还反映了游民对“平等”的理解和追求。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6）
游民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社会的不平感触十分深切，他们期待打破世俗的阶级分野和等级制度，代之以“一般儿哥弟称呼”（实际上平等远不是个称呼的问题），游民认为这就是政治或社会的平等。皇权专制下的统治者把君王与臣民之间的统治和压迫的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向往平等的游民便把理想的人际关系拟之为兄弟关系，但两者都没有摆脱宗法社会及其观念的束缚。游民，特别是从事不正当“职业”的游民，他们原始的平等观念实际上是把社会上存在着的各个等级、各种职业的人们全都降到游民的等级上来，也就是把他们都变成不事生产，不理家业，整日“成瓮喝酒，大块吃肉”的一群。或者说，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上去，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上来。这种“平等”往往是很悲哀的，它不仅意味着文明的倒退，也抹杀了人们个性的差别。虽然《水浒传》的作者主观上承认这种差别，甚至提倡互相容忍，实际上在游民团体或是游民为主流的团体中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太重视“人心”的，庄子就说过，“中国之君子明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诸子集成》本。古代通俗叙事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梁山好汉大团圆排座次，全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之后，人们（特别是较有教养的人们）心里怎么想，根本没有写。也许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关注。这些在充满游民意识的作者的心中不会有任何地位，“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不重要的，上梁山了，梁山好汉排座次了，这就是一切。而且梁山上根本不给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以地位，他们在《水浒传》作者的心目中是“假文墨”、“大头巾”，就一个“白衣秀士”王伦，还把他杀掉了事。对于文士，《水浒传》基本上采取了对立和蔑视的态度，这可能与《水浒传》的形成经历了宋元两代有关。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特别优待文人士大夫，使得游民和游民知识分子对他们既羡慕又嫉妒，因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元代又是汉族文人士大夫地位最卑微、处境最可怜的时代，这又让游民们看到了他们的窝囊相（元杂剧中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戏中，可怜的文士永远是被梁山好汉搭救的对象），因此，《水浒传》中对文士才会有对立与蔑视的双重态度。
游民的朴素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