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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得一失当然要拜战争所赐。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重塑了工业的结构。
二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如此，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西德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它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三章开门见山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是因为他们需要汽车或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是现代分工和交换经济的本质。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帐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更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在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价值接近于破铜烂铁，正处在弃旧迎新的当口。
弃旧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新。上述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资金提留，或者通过储蓄取得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战争也许会带来一些补偿性的因素。比方说，战争期间的科技进步，可以在某个局部提高个人或国家的生产力，也可能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战后的社会需求形态绝对不会和战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而忽视最基本的真理：大肆破坏具有价值的任何东西，都会造成净损失、不幸和灾难。个别特殊情况下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补偿性利益，但从总体上看，战争的破坏对社会绝不是恩赐或福音。
第4章 公共工程来自缴税 当今世上，没有哪种信仰能比民众对政府支出抱有的信仰更持久、更具影响力。各国民众都在仰仗政府支出这剂灵丹妙药，坚信它能包治所有的经济弊病。民间产业不景气吗？我们就靠政府支出去拉动产业经济。出现失业问题了吗？这显然也是“私人购买力不足”造成的。开出的药方明摆着还是政府支出。总之，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政府花掉足够多的钱去补齐“不足”。
无数的文献基于这一谬论，与其他荒唐的说法相互支撑，并使之成为盘根错节的谬论网的一部分。我们还无法在本章解析整个谬论网，不过，我们能在这里剖析孕育其他许多无稽之谈的谬论之母，也就是该谬论网的主干。谬论网的分支留在后面的章节去解析。 除了大自然有限的免费恩赐之外，我们取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经济学家有的是，这些人个个都有享用“免费午餐”的种种办法。他们说，政府根本不用收税都能有花不完的钱；政府可以无限累积债务，根本不用偿还，因为“钱是我们欠自己的”。后面我们还会再来剖析这类奇谈怪论，但这里必须无情地指出，过去做的这种美梦总是以国家财政破产或者通货膨胀飙升而告终。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所有的支出最后都必须靠纳税人来埋单；通货膨胀本身只是税收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是极其有害的形式。 对于政府推行长期借款和通货膨胀政策这类谬论网，让我们稍后再讨论。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政府即将或者最终要支出的每一块钱，都必须通过征税来补偿”。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问题，所谓政府支出造就的“丰功伟绩”，就不再那么风光了。 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对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一定数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如街道、桥梁、隧道、军营、海军基地、议会大厦、警察局和消防队，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社会对这些公共建设本身有需要，需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我要讨论的不是这方面的实际建设，而是将公共建设当做一种手段，用以“提供就业”，或者创造出民间无法创造的新财富这类公共工程。 假设要建一座桥，如果它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缓解难以克服的交通或运输问题，民众不会闹意见。换句话说，如果对纳税人觉得把钱投在这里，比不收税而让他们自己消费更有价值，那么兴建这样的桥梁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提高就业机会”而建桥，那就成另外一回事了。当提供就业机会成了目的之后，有无兴建桥梁的实际需要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这时，政府必须无中生有，发明各种“公共建设计划”。他们不再只考虑哪里必须建桥，而是开始自问自答：桥可以建在哪里。政府能够找到诸多借口来自圆其说，说为什么需要再建一座桥，把浦东和浦西连接起来。并且，工程很快就会上马，那些对建桥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的人，则会被认为是碍手碍脚和不识时务。 关于建桥，一般有两个论调。其一主要发生在造桥之前，另一个主要流传于完工之后。第一个论调指出，造桥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比如说，一年可以提供500个工作机会。这其中的暗示是，不建这座桥，就不会有这些工作机会。 这仅是眼前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学会进一步去看背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只是关注那些政府工程的直接受益者，还要同时考虑那些间接受到影响的人，我们的认识就会迥然不同。没错，造桥工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造桥的钱却必须从税收中支出，造桥每花一块钱，就得向纳税人征一块钱的税。要是建造这座桥得花1 000万美元，纳税人就得贡献出1 000万美元。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他们各自急需的东西。 不难发现，造桥工程不过是使就业机会发生了转移而已。造桥工程每制造一个用于公共建设上的工作机会，就必定会破坏掉一个用于私人领域的工作机会。我们看得见桥梁工地上建设者们夜以继日，于是，政府支出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变得活灵活现，令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但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了建桥它们就无法产生。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是从纳税人的口袋拿走1 000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