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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到达这个过程的极限，也有人认为，即使还没到达极限，但这样继续储蓄和增加资本存量也是愚蠢的。
通过我们的分析，不难辨别那种做法才是愚蠢的
（近年来美国的确失去了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但原因出在美国政府本身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已经达到极限”。）
第25章 课后温习
经济学这门科学，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不仅是一门认识次要影响的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认识普遍影响的科学。这门科学用于追踪经济政策提案或现行政策的影响时，不仅观察其对若干特殊利益集团的短期影响，也要考察其对整个社会利益的长期影响。
这个教训，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的。在本书开头，我们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地点明了这一课的主旨；接下来，我们又用大量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例，从不同经济生活领域去阐明了这一课的实质。
就在运用实例对核心教训进行阐述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也领会到了其他更为普遍的教训。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助于大家更清晰地把握这一课。
既然将经济学视为追踪各种后果的学科，经济学就必须像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是认识必然结果的科学。
我们用个简单的代数方程来说明这一点。假设x5，且x＋y12。这个方程“解”是y7。这个结果十分精确，是因为我们通过正确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未知数等于7。计算方法虽然不是直接的答案，但它却必然蕴含最终答案。
这条简单的方程所包含的这个道理，对于最复杂、最深奥的数学方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答案已经蕴含于问题的陈述之中。我们只需要去把它“算出来”。不过，有的结果确实出乎人们的预料，以至于人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发现了新事物——那种兴奋震撼，就像“天文观测者猛然发现一颗新星闯进他的视野”。当自己的答案得到了理论上的验证，或者从实践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人都会有那种发现的感觉。虽然答案早已蕴含在问题的陈述里面，但并不总是一目了然。数学提醒我们：必然蕴含的答案，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这些科学道理对于经济学来说同样适用。在这方面，经济学也可以拿工程来比喻。工程师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先确定对那个问题有影响的所有事实。如果他要设计一座桥梁来连接两个点，就必须先知道这两个点之间的确切距离、两点附近确实的地形特性、桥梁所要承受的最大载荷、建桥用的钢材或其他材料的抗张和压缩强度、它可能承受的各种应力。这些参数方面的实际研究已经由其他人完成了。他的前辈们早已用很精确的数学方程计算出他所使用的材料的各类强度和应力。直接使用这些参数资料，他就能确定索塔、斜拉索、主梁的必要直径、形状、数量和结构。
经济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搞清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的基本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到的有效推导。这些经济学推导跟事实同等重要。我们可以引用桑塔雅纳的逻辑论（用数学也一样可以说得很好）来说：推导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因此，“当已知逻辑体系的一段推导用于描述某项事实，整个逻辑体系就会焕发出光芒，把未发现的事实照亮”。
如今，很少有人能够认清他们不断提出的经济主张所包含的确切含义。当他们说，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增加信贷，就等于是说，加重债务就能拯救经济。二者是同一事物，从不同侧面去看，便有了含义不同的名称。当他们说，繁荣之道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等于是说，让城市劳工购买的食物价格变贵就能迈向繁荣。当他们说，增加国家财富的方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就等于是说，加重税负就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当他们主张以增加出口为主要目标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相应制定一个扩大进口的目标。当他们说，任何情况下，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是提高工资率，就等于拐弯抹角表示，只有提高生产成本才能促使经济复苏。
以上只是点出那些主张都有它的另一面，这好比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同样的主张，换种说法就会缺少吸引力。当然，这不一定表示，那些主张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站不住脚。有些时候，借来的资金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加重债务也许算不得什么；有些时候，为达到军事目的，政府必须采用补贴的方式；有些时候，某个行业负担得起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状况，我们都务必要同时考虑硬币的两面，去探讨经济政策提案所蕴含的的所有结果。可惜很少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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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实例中领会到另一个教训是常识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们反复说，研究各项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观察短期内特殊群体所受的影响，也要考察长期内所有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往往只用普通常识就能推论而得到。即便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他稍微看远一点，他肯定不会觉得：橱窗被砸破、城市毁于战火是件好事；兴建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一点都不浪费；政府裁撤冗员让闲人重回劳动市场非常危险；添置机器会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机器增进财富创造、能让工作更省力；对自由生产和自由消费设置障碍，可以提高财富；迫使其他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储蓄是既愚蠢又邪恶的行为，挥霍享用才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用极其普通的常识，回应当时的诡辩家说：“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意识到这句话。即使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非常荒唐，他们也不会重新检查自己的推导过程。哲学家培根说：“浅薄的哲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宗教。”依读者本身的信仰而定，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句箴言。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千真万确：浅薄的经济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荒谬的结论，但是，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常识。所谓深刻的经济学思考，是指去考察一项政策产生的所有影响，而不是只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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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被遗忘的人”（Fotten Man）。读者也许还记得萨姆纳1883年所写的文章：
当A觉察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害得X因此遭受苦难，于是立即和B谈这件事，两人接着提议立法，矫正那种错误的做法，以此来帮助X。他们通过的法律，总是规定C应该为X做什么事，更好的情况则是A、B和C应该为X做什么事……我想做的事，是探访一下C……我称他为“被遗忘的人”……他是从来不被考虑的人。他是被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慈善家所牺牲的人。我希望将他的特征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负担展示给你们，以得到你们的注意。
“被遗忘的人” 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再度被人提起时，不是指C，而是指X，真可说是历史的反讽。至于C，则是被要求支持更多的X，和以前比起来，更是彻底遭人遗忘。就是这个C，这个被遗忘的人，还得经常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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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相当关心的核心谬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地出现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打住，那么这堂课的研究就不算完成。事实上，这种系统性谬论是劳动分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社会化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原始人的一切工作都只为自己或家人而做。他消费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他的产出和他的满足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和立即的关联。
但是当更为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现，这种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不复存在。我消费的东西，不全是我生产的，我可能只生产其中一样。我用我生产的商品、用我提供的服务所赚来的钱，去购买其他我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我希望我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是我生产的商品、我提供的服务，价格要越高越好。我希望其他所有的东西越丰富越好，但是我的同行和他们的产出要越稀缺越好。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若能得遂所愿，我付出的努力就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限制我自身的努力以减少自己的产出。事实上，跟我生产同样产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人是大有人在，我只是行业中普通的一员，而且我们这一行是自由竞争，如果我限制自己的努力和生产，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如果我是一个麦农，我会希望我所种植的小麦产量越高越好。当然，我也希望其他所有麦农的产量越低越好；我希望市面上小麦及其替代品供给稀缺，我的收成就能卖到最好的价钱。
上述这种自利动机对小麦的总产量一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只要存在竞争，每位生产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尽可能多的农作物。这样，靠自利动机的力量（不管是好是坏，它比利他动机更持久且更具威力）就能使产出最大化。
但是，如果所有麦农以及小麦替代品的所有生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消除竞争，而且政府允许或鼓励这种做法，形势就会发生逆转。麦农就会去说服本国政府（最好是说服相关国际组织），强迫所有的麦农等比例缩减小麦的种植面积。这样就会让小麦供不应求，进而抬高小麦价格；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幅，很可能大于产量的降幅，麦农整体上就会因此受益。他们会赚到更多的钱，也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其他人的状况都会因此变差（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因为其他人都必须拿出更多自己生产的东西，来换取更少的小麦。很清楚，小麦减产的数量，就是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数量，国家因此变得比较贫穷。但那些只将目光放在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