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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同一产品线上“纵向”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以汽车装配为例，汽车工厂生产汽车的直接人工成本，可能不到总成本的1/3；有些人根据这个数字轻率地下结论说，工资增加30％，汽车价格只会上涨10％或更少。但是他们忽略了原材料和外购零部件、运费、新工厂或新设备、经销商加成等方面的间接工资成本。
政府的估计数字显示，从1929年到1943年这15年间，美国的薪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9％。从1956年到1960年这5间，这个比重同样是69％。从1972年到1976年的5年里，工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6％，再加上一些额外的补贴等，员工的总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76％。这些工资薪金当然必须从国民生产（national product）去支付。现在我们要据此合理地估计“劳工”的收入，虽然需要在这些数字上进行增减，我们还是可以大概假设：人工成本应该不低于总生产成本的2/3，甚至超过3/4（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定义劳工）。我们取其中较低的估计值，并且假设利润率不变，那么工资成本全面升高30％，价格显然会上涨20％左右。
但是这种变化，会使得投资人、职业经理人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的获利只相当于从前购买力的84％（举例来说）。这种状况的长期影响，是导致投资和创业达不到应有的水准，准备创业的人会放弃创业：与其自己当小老板，不如去当高级打工仔；这种影响会延续到工资与物价的关系恢复到以前的正常水平。以上我们只不过在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明在假设的状况下，工资上升30％，最后也会使价格上涨30％。
这并不等于说工薪族得不到相对利益。在过渡期间，他们会相对获利，其他人则会承受相对损失。但是这种相对获利不可能使工薪族总体上绝对获利。因为我们讨论的这种成本相对于价格的关系发生变化后，会引起失业，会引起生产出现失衡、停产或减产。因此，在经济调整到新均衡状态的过渡期间，劳工虽然可能从更小的蛋糕分得更大的一块，但是和以前从更大的蛋糕分得更小的一块相比，现在的一块是不是比以前那一块大就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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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将我们带入经济均衡（equilibrium）的一般意义和影响的问题上。均衡工资和价格是指使供给和需求均衡时的工资和价格。如果通过政府或私人强行将价格提升到高于它们的均衡水平，需求将下降，从而导致生产萎缩。如果强行将价格压到低于它们的均衡水平，随之而来的利润的下降将意味着供应下降或生产缩减。所以任何迫使价格高于或低于均衡水平（自由市场经常使之趋于这个水平）的企图，都将导致就业量和生产量缩减到低于它们应有的水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劳工必须“有足够的钱买回产品”这个教条。显然，国民生产既不是由制造业劳工单独创造，也不是只由他们来购买的。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产品，包括白领职员、独立执业人士、农民、大小雇主、投资人、杂货店主、肉贩、小药房老板、加油站业主，以及每一个对产品的生产有贡献的人。
价格、工资和利润，能决定产品分配。最好的价格并非最高价格，而是能促进达到最大产量和最大销售量的价格。最好的工资率也不是最高的工资率，而是能达到充分生产、充分就业和持久稳定的最大总工资的工资率。不论从业界还是从劳工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利润不是指最低的利润，而是能够鼓励更多人投资、创业，更多人成为雇主，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利润。
如果我们想使经济运转只为某个群体或某个阶层利益服务，最后一定会伤害或摧毁所有的人的利益，包括经济政策想要照顾其利益的那些人。经济运转必须为必须为每一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
第22章 利润的功能
很多人一提到利润这个词就会表示愤慨，这表明那些人对利润在经济中所起的重要功能了解得还很不够。为了对利润有更多了解，我们在这里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第15章所介绍的价格体系。
实际上，利润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量并不大。一些统计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从1929年到1943年这15年间，注册企业的净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平均低于5％。从1956年到1960年，公司的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年均低于6％。从1971年到1975年，这个比率年平均也低于6％（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会计调整不够充分，这个比率可能被高估）。然而利润却是最容易招致敌意的一种所得。我们用奸商（profiteer）一词，贬斥那些获取暴利的人，但是找不到“奸酬”（wageer）或“奸亏”（losseer）等名词。不过，理发店老板的平均利润，不仅远不如电影明星的片酬或者钢铁公司经理人的年薪，甚至可能不如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
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想当然。就算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通用汽车，其盈余算下来也只能算平常。很少有人关注过企业的倒闭率。他们不知道，“如果参照过去50年的企业经营经验，那么今天开店经营杂货店，每10家平均会有7家左右活到第二年；可能只有4家能挨到四周年店庆”（摘自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他们不知道，从1930年到1938年的所得税统计数字显示，亏损企业的数目年年超过盈利企业的数目。
那么，平均利润到底能有多少？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用上面所引用的那类数字，即公司的利润平均不足国民收入的6％，或者回答说制造业公司每创造1美元的营业额，自己留下的平均税后利润不到5美分（举例来说，从1971到1975年这五年间，这个数字只有4。6美分）。虽然这些官方数字来自企业数据，是用传统会计方法核算出来的，跟人们对利润的看法相去甚远，但我们并没有一种可靠的估计值，去考虑所有的经济行为，去考虑所有注册企业和没有注册的企业，去考虑景气好与坏的各个年头。不过，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相信，长期而言，要是把所有的损失考虑进去，把已经投下去的资本的最低“无风险”利息考虑进去，把经营自家企业的人所提供劳务折算成“合理”的工资考虑进去，企业很可能毫无净利润可言，甚至是净亏损。创业家们（自行经营企业的人）并非不想赚钱，而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乐观，投入到了一些不会成功或无法成功的事业之中。*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任何人掏钱投资时，不仅要承受赚不到任何回报的风险，而且还得面对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在以前，一些特殊企业或产业的高利润，一直是人们不惜冒险创业的激励因素。但如果政府政策规定，最高利润不能超过10％，亏本统统由私人自己承担，那么创业家的牟利动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就业和生产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二战期间开征的超额利润税已经表明，这种限制会伤害到效率，即便短期实施也不例外。
然而，如今的政府政策往往认为，无论采取任何抑制生产的举措，生产都会自动进行。当今生产所承受的最大风险之一，仍然是来自于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这些政策打击了生产积极性，致使许多商品相继停产，其造成长期的影响则是阻碍生产与消费者实际需求达成平衡。经济自由运转时，消费者的迫切需求会使得某些产品生产出现政府官员所说的“超额利润”、“不合理利润”，甚至“暴利”。但正是追逐利润的事实在促使每家公司去实现获利产品生产最大化，促使他们追加投资，添置更多的设备、雇用更多的员工，还会吸引来新的投资人和生产者介入该行业，直至那种产品的生产足以满足需求，该产品的利润又会回落到平均水平。
在自由经济中，工资、成本、价格被允许在竞争市场上自由浮动，获利的前景决定了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如果生产某种产品毫无利润可言，就表明不应该再把人力和资本投入生产那种产品，因为用于生产该种产品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势必高于产品本身的价值，也就是会得不偿失。
总之，利润的一大功能是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依照需求来配置各种商品的相对产出。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不论他有多英明，都没办法以硬性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自由价格和自由利润会迅速促成生产最大化，迅速缓解供不应求，这是其他任何体制不可比的。硬性管制价格和硬性管制利润，只会使供不应求拖延更久，并使生产和就业下滑。
此外，利润还能对每一家参与竞争的企业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不论这些企业目前的经营绩效处于什么水平，他们都必须不断改善经济效益和效率。景气好的时候，改善经营可以提高利润，景气普通的时候，提升效率能够领先竞争对手，不景气的时候，不加强管理就无法生存。利润有可能降为零，也有可能迅速转为亏损。若平时不改进，等到无法立足的时候，再怎么加倍努力都可能悔之晚矣。
与通常给人的印象相反，利润的实现不是靠提高价格，而是靠降低生产成本，靠讲求经济效益和效率。同一行业的每一家公司都赚钱的情况很少见（长期如此是绝不可能，除非那个行业是独家经营）。对于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每一家公司的要价必定相同；那些要价过高的公司，它的产品将无人问津。因此，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取得的利润率最高。获利公司继续扩张，使得那些效率较差、成本较高的公司逐渐萎缩出局。这种结果也正是消费者和公众所需要的。
一句话，利润来自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告诉我们生产何种产品最经济，而且告诉我们哪种生产方式最经济。这些问题，不仅资本主义体制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体制同样必须回答；任何想象得到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回答。对于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而言，用自由竞争企业的损益指标来作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