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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伯几乎没有提及医学，但医学与化学的这种联系却成了中世纪炼金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具有药用价值的化学药品的寻求，出现于古伊斯兰作者阿尔拉兹即腊泽斯（Al…Razi即Rhazes，854—925／926年）②的各种著作中，此后又常见于其追随者的著作中。在西方，罗吉尔·培根在其《第三部作品》（opus
tertium，1267）中指出，尽管许多医生用化学过程来制备他们的内服药，但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如何去从事这些能使人长生不老的工作。他的较年轻的同代人维兰诺瓦的阿诺德（Amald
of Vii＇anova，1235—1311）③以及14世纪时的路佩西撒的约翰（Johm
of Rupescissa），继续强调了化学的医用价值。到了16世纪早期，这种形式的科学作品衍变成了极具那一时代特征的许多关于蒸馏方法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描述了从各类植物中制备油与精气（oils
and spirits）所必需的化学设备。这些“精华”（quintessences）的作用非常大，以至于在16世纪，人们在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④古草本志的各种版本中都编进了一个化学附录以使其反映最新成果。
②波斯医生和炼金术士，首先明确区分了天花与麻疹，在格伯的硫和汞之外，增加了第三种要素盐。——译注
③西班牙炼金术士，他修改了格伯的硫一汞理论，认为仅用汞一种元素就足以提炼出金子来。——译注
④希腊医生（公元20年一？），曾任罗马皇帝尼禄军队中的军医，著有《药剂学》。这是第一部系统的药典。——译注
这种化学知识并没有被认为在任何方面都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的科学或者盖仑信徒的医学相对立。固然有那么一些人抱怨学术界的保守主义，但炼金术是与其他古代知识的主体部分一起进入西方的。它曾受到近东的古典哲学和医学的滋养——而且并没有立即从这种较早期的交融状态中分离出来。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医生们或自然哲学家们将化学视为一门充满危险和竞争的学科。
1463年，费奇诺在其翻译的《赫尔墨斯全集》中增加了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化学的另一个因素。由于炼金术培育了各种神秘学问，它很快就引起了所有有学识的人的关注，并视其为一个在过去未曾得到恰当关注的研究领域。亨利希·康奈留斯·阿格里帕·冯·内特希姆（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和约翰·巴蒂斯塔·波塔指出，炼金术是理解自然的一门基础科学。约翰·狄通过24条定理而运用“几何方法”去建构他的“象形符号单子”（hieroglyphic
monad），这个图形与炼金术中汞的符号十分接近。在这种建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重演了创世最初的一些步骤。他向读者保证能使其理解各种伟大的神秘事物，并且，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并不仅仅是对炼金术自身过程的一种含蓄描述。但狄所重视的显然只是受到那些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喜爱的神性数学的那一部分。这些学者们在神秘主义和数学分析中寻找一把打开创世之门的钥匙。法术的原理得到公开承认，而人们对各种更加常规的数学论证、化学实验技术以及实用医学应用相对说来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狄觉得炼金术可被视为自然哲学家的最基础的学科。
早在约半个世纪前，帕拉塞尔苏斯曾经在炼金术中发现了医学理论的新基础。这继而发展成一种广泛的自然哲学，并被联系着人与其周围世界的自然一致性所证实。虽然狄的“数学化的”神秘炼金术在专业炼金术士的圈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帕拉塞尔苏斯的各种观点则导致了欧洲关于医学和自然哲学的一场论战。
帕拉塞尔苏斯：终身的探求
菲利普斯·奥利俄卢斯·塞俄弗拉斯图斯·朋巴斯图斯·冯·霍亨海姆于1493年生于苏黎世附近一个叫做茵塞得尔的小镇，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帕拉塞尔苏斯”或“比塞尔苏斯更伟大”的人物，他在儿时就浸润于文艺复兴思想的令人兴奋的融合中。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曾涉猎过炼金术，而这位儿子从未丧失自己对医学或者化学实验室的兴趣。年轻的帕拉塞尔苏斯在著名的修道院院长、炼金术士约翰内斯·特里瑟缪斯（Johannes
Trithemius，1462—1516）门下求学。1500年，他的父亲搬到了费拉赫（Villach）①。他在那儿的富格尔矿山当学徒时学习了有关矿山的知识。这段经历在他日后关于金属生成的各种思考以及论述矿工疾病的著作中结出了硕果，他所写的第一部著作论述的是职业健康问题。
①奥地利城市。——译注
帕拉塞尔苏斯14岁时离家求学。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游历广泛。他访问了许多大学，并可能在费拉拉（Ferrara）②获得了医学学位。但即使如此，他却愿意出任极不受人尊重但能走遍全欧的随军外科医生的职位。到了该世纪30年代，他的旅行才渐渐较为顺利。此时他已年届30，便将自己的行程仅限于中欧。在那里，他不断从一个城镇走向另一个城镇，一面写作，一面行医。他偶尔也有一些诸如1527年被任命为巴塞尔市医的荣耀机会，但由于他的脾气暴躁，总是好景不长。他并不试图去掩饰自己对大学及其学术圈子的轻蔑。至于那些内科医生，他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受到看重：
“我不必做一副锁子铠甲或者圆盾来防备你们，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学问和经验来驳倒我的话，哪怕一个字也不能……你们靠屈膝卑躬和阿谀奉承来侏住你们的王国。你们认为这能持续多久呢？……让我告诉你们吧：我脖子上的每一根毫毛比你们和你们的抄写员懂得还要多，我的鞋扣比你们的盖仑和阿维森纳更有学问，我的胡须比你们所有的高等学府更有经验。”
②意大利城市。——译注
他的这类激烈言词使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职位，因为它们甚至触怒了那些最想帮助他的人。其结果是，他不断地处于动荡之中。1541年，他死于萨尔斯堡（Salzburg），此前刚刚受到那里的副主教维特斯巴赫的欧内斯特（Ernest
of Wittelsbach）的任用。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
帕拉塞尔苏斯去世时，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的著作将成为此后一个多世纪学者们论战的焦点。的确，他一生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生前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大部头著作。帕拉塞尔苏斯的大量作品是在此之后才开始由各家印刷所出版。关于此人种种奇迹般的治疗传奇始于1550年之后的几年里。不久人们就广泛地搜寻其手稿，这些手稿在出版时常常附有注释和评论。到了该世纪末，大量收集到的稿本被印刷出来。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全体学者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盖仑的信徒在自然哲学以及医学的路线方针上展开了斗争。
后来由于各种作品的出版，谈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哲学与谈论帕拉塞尔苏斯的哲学一样是适合时宜的。但即使我们顾及到了这一点，也很难重建起化学论哲学。这部分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版简明的教科书，部分是因为这些人的观点与20世纪科学家的观点相悖。
实际上，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著作中许多地方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其他的自然哲学家。首先，他们试图推翻大学里传统的、占有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他们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他的哲学和自然体系与基督教相矛盾。在宗教改革时期，这一点相当引人关注。他们声称，亚里士多德对医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盖仑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的著作，而亚里士多德一盖仑体系最终成了整个欧洲医学训练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大学对古人的追随是不可救药的、垂死的并且是顽固的。
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希望用一种能够说明所有自然现象的基督教的新柏拉图和赫尔墨斯哲学取代这一切。他们争辩说，真正的医生可以在两部神圣的书中寻求真理：一部是神启示的书——《圣经》；另一部则是神创世的书——自然（图2．1）。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对《圣经》作诠释，另一方面又提倡一种基于新的观察和实验的全新的自然哲学。我们也许可以在使帕拉塞尔苏斯全集系统化的早期重要人物彼得·塞弗里纳斯（PeterSeverinus，1540—1602）的著作中找到极好的例证。作为丹麦国王的御医，他告诉他的读者们，他们必须卖掉他们的财产，烧毁他们的书籍，然后开始旅行，以便能够对各种植物、动物和矿物进行观察并收集观察资料。在他们“漫游”归来之后，他们必须“购买煤炭，建造熔炉，不厌其烦地观察并操作炉火。依靠这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他将获得各种事物及其性质的知识”。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著作中，我们感觉到对观察和实验的一种强烈依赖，尽管他们关于实验的概念及其目的常常与我们的理解十分不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对在自然研究中运用数学的根本怀疑。他们很可能像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谈论宇宙的神性数学和谐。另外，帕拉塞尔苏斯坚定地认为，真正的数学就是真正的自然法术。但是更加通常的做法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亚里土多德派学者和盖仑信徒所使用的逻辑的和“几何的”争论方法表示厌恶。他们指责这种传统经院式的重视几何的“数学方法”，并且非常明确地抨击了自然现象研究特别是轨迹运动研究中的数学抽象。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他们尤其被亚里土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所激怒。在该书中——通过对运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争辩说，造物主上帝一定是静止不动的。宗教改革时期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者坚决声称，把这样一种限制强加给万能的上帝的任何争论，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仅仅由于此种原因，这些古人的原著亵渎了神灵，而必须抛弃。化学论哲学将成为一门牢固地建立在观察和宗教基础上的新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