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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us，1515—1572）回想起自己的学术训练时深感绝望：
“在根据我们大学的规定花了三年零六个月时间学习经院哲学之后，在阅读、讨论和思索过《工具论》（Organon）里的各篇论文（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尤其是那些讨论论辩术的著作，在三年的过程中是要一读再读的）之后，呵，甚至在付出那么多时间，那么多时间都用来学习那些经院学科之后，我想弄明白，我能够把历尽千辛万苦学得的知识用于何种目的呢？我很快发觉，所有这些论辩术既没有在历史和古代知识方面为我提供更多的学问，没有使我的口才更好，不能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诗人，也没有使我在任何事情上更有智慧一些。呵，这是多么令人惊愕、多么令人悲伤啊！在历尽了这么多的千辛万苦之后，我却采集不到、哪怕是看一看那些据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里可以找到的非常丰富的智慧之果。我该怎样地哀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思想的贫乏啊！”
并非拉谟斯独自一人灰心丧气——而且他的抱怨也并非没有根据。比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巴黎作为盖仑①医学的大本营而著称于世。在英国，剑桥的《伊丽莎白章程》（the
Elizabethan；statutes，1570）以及牛津的《劳狄安法典》（Laudian
code，1636）维护了古人的官方权威，而一些早期的专业团体也未必更好。伦敦内科医师学会（the London College of
Physicians）以一种不信任的目光看待这场革新。因此，在1559年，当约翰·吉内斯（John Geynes）医生竟敢提出盖仑①很可能并非一贯正确时，引起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这位善良的医生被迫在一篇公开悔过书上签了名后，才得以再次被他的同事们接纳。
①克劳迪斯·盖仑（Claudius Galen，129／130…199／200），古希腊医师、生理学家和哲学家，从动物解剖推论人体构造，用亚里士多德目的论阐述其功能。——译注
始于14世纪牛津和巴黎的对古代科学作品的批评传统，也许能与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主要大学里的保守主义作些许抗衡。这种与经院主义有关的批评传统被证明特别有益于运动物理学的研究。在16世纪的帕多瓦大学（Padua）和意大利北部其他一些大学里，这种好学的传统仍然显而易见。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批评是一种奇特的人文主义游戏，在这则游戏中，学者们因为剔除了中世纪古典原著（它们把古代原著弄得一团糟）中那些庸俗注解和校勘而受到称赞。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原著的纯洁而非科学真理。
简言之，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教育风气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令人怀疑的。这一时期的大学训练在极大程度上具有保守的特征。至于完成于14世纪和15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则是公开反科学的。人文主义与古典文献尊奉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种特征。在15世纪，形成了一股搜寻新的古典原著的热潮，每一项新发现都被作为一项重大成就而受到欢呼。没有哪一篇报道比有关雅各布·安吉洛（Jacopo
Anselo，1406年前后）的报道更为著名。在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搜寻手稿后的返航途中，他的船沉没了，但他却设法挽救了他最伟大的发现——一部当时尚不为西方人所知的托勒密（Ptolemy）①的《地理学》（Geography）。此后不久，在1417年，波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②发现了后来被认为是古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公元前55）③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这对两个世纪以后原子论兴趣的复兴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促进作用。就在重获卢克莱修的《物性论》9年之后，盖利诺·达·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1370—1460）①发现了一部公元2世纪的一位作者塞尔苏斯（Celsus）②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论稿。这部名为《医学论》（De
medicina）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其语言和风格，而不是其医学内容。这是拉丁语散文全盛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重要医学著作。那些追求优美的拉丁语术语和措辞的医学人文主义者采掘了书中的宝藏。
①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地心宇宙体系（托勒密体系），著有《至大论》（13卷）、《地理学》（8卷）。——译注
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任教会秘书和佛罗伦萨的秘书官，编有著名的《故事集》，并发现了许多古代经典著作。——译注
③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认为一切东西都由原子构成，甚至思想和灵魂。持宇宙机械论观点。——译注
①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修辞学和古代语言教授，曾受聘于伊斯特家族，翻译了大量的希腊语作品。——译注
②古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约生于公元前10年，卒年不详。他用漂亮的拉丁语写了8本书来介绍希腊人的知识，被称为“医学上的西塞罗”。——译注
搜求新的原著——和新的译本——导致人们重新认识到古希腊语的重要性。诚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③在13世纪就已经强调了这种需要，但这一状况在一个世纪以后并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善。那时，彼特拉克为自己古希腊语知识的欠缺而感到悲伤。实际上，感到悲伤的并非只有他一人。在1396年古希腊语教师曼纽尔·克里梭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us，卒于1415年）随同拜占庭皇帝曼纽尔·帕列洛古斯（Manuel Paleologus）抵达意大利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欧洲学者能使用古希腊语。然而，尽管克里梭罗拉斯有所帮助，但另一位拜占庭人齐米斯塔斯·普里松（Gemistos
Plethon）于1439年抵达佛罗伦萨议会（Council of
Florence）后，激起了更大的热情。古希腊语的复兴影响了整个15世纪的所有学术领域。在医学领域，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利纳克雷（Thomas
Linacre，1460—1524） ④准备把普罗克鲁斯（Proclus，410—485）⑤以及盖仑的各篇著作翻译成拉了语。尽管这很有意义，但他的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实际上过于宏大。他计划把盖仑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而且，还要与一群学者一起翻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全部著作。几乎没有比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Johannes
GuinterofAn&mach，1505—1574）①更加勤奋的人了，他由于翻译了盖仑著作而跻身于医学人文主义者前列。作为巴黎的医学教授，金特成为年轻的安德烈斯·维萨留斯（Andreas
Vesdius，1514—1564）②最重要的老师之一。
③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方济各会修士，强调定量研究和实验的重要意义，从事光学和天文学研究。著有｛大著作｝。——译注
④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医学院的创始人。——译注
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学园的最后一位负责人。在古代世界的科学之光即将熄灭时，对托勒密和欧几里德著作作过重要评论。——译注
①巴黎医学教授，翻译了盖仑的大部分著作。——译注
②比利时解剖学家，近代解剖学奠基人。著有《人体结构》，该书于1543年与《天体运行论》同时出版。——译注
在搜寻确切手稿的过程中探求真理，并不仅仅局限于向古代医生学习。乔治·冯·波伊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1423—1461）③在编写教科书《新行星论》（Theoricae
novae Planetarum）时，认为需要托勒密《至大论》（Almagest）的确切手稿。但是就在波伊巴赫计划前往意大利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不幸去世了。波伊巴赫的学生约翰内斯·缪勒（Johalmes
Muller，又名雷纪奥蒙坦，Regiomontanus，1436—1476）④完成了老师的旅程，并出版了《至大论》的《概要》（Epitome）。
③奥地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数学上，他首次使用阿拉伯数字制作了空前准确的正弦表，从而把三角运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天文学上，虽然他对托勒密体系作过改进，但事实上他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坚持认为行星的水晶天球确实存在，而这是《至大论》一书中尚未完全坚持的观点。——译注
④德国天文学家。对天体进行了重要的观察，改进了行星运行表。这些新图表为探险时代的航海家们广泛使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还曾为哥伦布所采用。他是托勒密体系的忠实信徒。——译注
但是，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简单地归纳为还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或者盖仑以本来面貌。古代后期新柏拉图主义（nco—Platonic）、犹太教神秘哲学（cabalishc）以及赫尔墨斯原著的复兴，对近代科学的发展——它当然是这种人文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这些复兴的确非常重要，以至于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①坚持认为，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②在转向柏拉图（Plato）或柏罗丁（Plotinus，204？一270？）③之前，就已经翻译了新近发现的《赫尔墨斯全集》（Corpus
hermeticum，1460）。这些神秘的宗教著作——我们将在后面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似乎证明了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学者中，对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④这一主题的追求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提倡通过新的观察证据对自然进行一项全新的调查研究，就包含在这种传统之中。
①意大利银行家、富豪、文艺保护人。生于1389年，卒于1464年，曾开创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1434年），并创建美第奇图书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译注
②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柏拉图、普罗提诺和其他希腊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和注释。——译注
③古罗马哲学家。——译注
④与传统的巫术（B1ack Magic）不同，它是通过某种神秘的经验或者直接的实验对自然进行的探索，是一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