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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k，1648）和半乌托邦著作《发现月球上的世界》（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e，1638）的作者而闻名于世。当时，他们两人合写了一部关于大学的《辩护》（Vindication）。在这里，沃德强调了大学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并着重指出了韦伯斯特建议的不恰当和前后矛盾之处。在逐点批驳了韦伯斯特的著作后，沃德承认大学里数学的情况有待改善，因为它几乎不能用于彻底考察韦伯斯特所提出的神秘和谐。他对完全抛弃盖仑医学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并认为，韦伯斯特指责大学里不知道化学是不公平的。如果韦伯斯特曾指出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是改造自然的基础，那么塞思·沃德对此是赞同的。但韦伯斯特是如何遵循这个看法的呢？他转向了提倡“理性”和“实验”的罗伯特·弗拉德。这确实太过分了！“对这种卑鄙无耻之徒能有什么信任呢！”尽管不久以前他曾推崇弗兰西斯·培根的“严格而准确的归纳方法”，但他现在“又陷入了犹太教神秘哲学的神秘方法以及表面的数字之中：全世界再也没有比拉·维里拉莫（L。Verulam）和弗拉德更加对立的两种方法了，一种方法是基于实验，而另一种方法则基于神秘的观念理性；甚至一会儿他盯住这个，一会儿他又瞄准那个，这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呵，风向的变化是多么神速！”
①英国天文学家。——译注
②英国医学家，皇家学会最早的秘书之一。——译注
沃德最后说，如果韦伯斯特当时讨论了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Epicurus）、菲洛劳斯和吉尔伯特，那么为何还有必要说这些话呢！因为，“如果弗拉德博士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走得更远呢？”
韦伯斯特一沃德论战常常受到误解。约翰·韦伯斯特被指责为轻率地提出用一种科学与迷信——化学与法术——的怪诞混合物作为大学改革的的基础。沃德由于对此作出正当愤慨的反应而受到赞扬。但正如我们所见，韦伯斯特的化学观并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化学，而他的法术也与这个词本身暗示给我们的妖术（black
art）相去甚远。在此，他对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法术”一词长期被误用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清除了虚无和迷信的……自然智慧（Natural
wisdom）或自然睿智（Natural Prudence）”。更为复杂的是，当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1610—1665年）在当年决定再次回击韦伯斯特并以此来捍卫亚里士多德派的主张时，他声称没有必要讨论各门科学的状况，因为沃德和威尔金斯已经极好地对此作了描述。结果，我们发现，古人的拥护者与机械论者——或“今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化学论哲学家。
寻求教育改革对化学论者和机械论者来说是共同的目标。但到了17世纪中叶，这两派把其主张视为根本对立。这两派中当然是化学论者对激进的变革最感兴趣。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希望用新哲学来为人类和共和政体造福。这无疑是源出于自然法术——与妖术（black
magic）相反——的目标。自然法术家寻找隐藏在自然界的秘密以便将它们应用于实践。在小宇宙层面上，尽管这在别的领域也会产生结果，但它鼓励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去寻求一种新医学。对于弗兰西斯·培根来说，如果自然法术不具有实用性，那么它就一无是处。他坚决主张，要对各种技艺进行全面考察，以便通过深入研究使其得到提高。他希望建立每门技艺各自独立的“历史”，这后来成为早期伦敦皇家学会以及17世纪所有其他科学学会计划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早期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665年创刊）反映了培根的这一实用目的。与纯科学论文一起发表的是能让医生受益的医学报告。早在1665年，该学会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考察农业状况并提出可能改善的建议，这些人特别重视普通的农产品。该学会还鼓励其会员和通信会员交流他们对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植物的观察资料。他们也鼓励那些关心航海的人。因此，我们发现了对新的计时装置（用于确定经度）的详细描述，也发现了在地球的不同地区磁性的变化。采矿被认为极其重要，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关矿山和矿石的报告。同样，他们还讨论了各种新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经过改进的犁、会说话的喇叭、建筑石块、铁的制造、金属铸造、啤酒酿造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产品都得到了详细的描述。毫无疑问，培根对此是会赞许的。
这种对实用的偏好长期以来被当成是新科学的主要特征而受到关注。但在此目的上，化学论哲学家与培根派学者们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他们的医学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他们公开蔑视那些学术界只懂理论的内科医生。赫尔蒙特向盖仑的信徒提出挑战，要求做一个试验来决定未来医学的方向：
“让我们从医院、军营或者其他地方挑出200个或者500个有发烧、胸膜炎等病症的穷人，把他们分成两半。然后抽签决定其中一半由我负责，另一半由你负责：我将不用放血和清肠的疗法来治愈他们……然后我们看看各自会有多少病人亡故。”
他的追随者在几十年间反复提出这个挑战，但没有找到一个应战者。
对于其他人来说，通过农业改革和新型化学战，化学被视为国家的潜在救星。帕拉塞尔苏斯的确著文论述了肥料中存在着一种予生命的盐（life…giving
salt），并认为这就是肥力之所在。这个题目很快被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伯纳德·帕利西（Bernard
Palissy，1510—1589） ①抓住，并用来讨论泥灰用作肥料的问题。到该世纪末，英国的休·普拉特（Hugh
Plat，1552—1608）②对农业实践中使用较新型的肥料发表了长篇报告。在他看来，这给国家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他的报告还反复使用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生命精气和化学理论来讨论生殖和生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在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实验——因此，当我们发现皇家学会所试图建立的最早的培根派“历史”之一就是农业史时，我们也许并不会感到惊异。尽管该委员会的全部成果从未出版过，但这些确实流传下来的报告却再次表明，他们是通过传统的化学方法研究这一课题的。
①法国陶器搪瓷匠人、自然科学家。对化石的本质和地下水的形成有正确认识。因宗教信仰被判死刑，死于巴士底狱。——译注
②英国农学家。1600年提出了穴播小麦的方法。——译注
化学论者对化学战的兴趣在约翰·鲁道夫·格劳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体现。在17世纪下半叶的化学论者中，格劳伯的威望被认为仅次于范·赫尔蒙特而位居第二。由于亲身受到三十年战争（the
lhirty Years’War，1618—1648）③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深刻影响，格劳伯撰文认为，需要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德国建成“世界霸主”。这一目标可以部分地通过新的经济繁荣、部分地通过新的军事技术来实现。两者都是恰当运用从化学论哲学获得的化学知识的结果。
③指1618—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译注
经济繁荣可以通过对化学论哲学的新关注来实现。那些在丰收之年和歉收之年都饱受严重损害的农民，可以学会在丰年把他们多余的粮食浓缩成麦芽汁，这些麦芽汁日后可以用来酿造啤酒。种植葡萄的农民也可以从同样的过程中受益。假使如此，他们须把葡萄汁蒸发到蜜一般浓醇，这样就能够保存任意长的时间，然后在发酵之前再兑水还原。这样酒商不仅可以节约运输费用（如果需要装运的话），而且还可以囤积产品直到所需之时，从而获取可观的更大利润。
这样农民们不再浪费粮食而能保障自己的富足。但刚发生过的战争表明，精明的农业管理无补于战争中士兵的破坏。国家必须要有能力保护人民，保护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谁也不能说出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正如格劳伯所写的，他听说上耳其人正在行动——而且近期发生反常的风暴和地震，还出现了一颗罕见的彗星（1662年），这一切确实表明了神的不悦。对于格劳伯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正迫在眉睫。因此，国家必须用自己开发的新式武器来武装自己。他描述了一种长型“军用手杖（warlike
canes）”，可以用它来喷射酸雾或者酸雨。围城中的保卫者用这种方法能使敌人致盲。或者，如果是基督徒的军队在进攻，那么用这种灌满同样酸液的小型手榴弹就可以把敌人要塞隙望塔内守卫者的眼睛弄瞎；然后就可以打开城门，以便基督徒的军队能够进去。
格劳伯充分意识到这里包含着一个道德问题。他的发明击退了一些敌人，因为别人会因它而严重致残。但格劳伯回答说，火药与他的酸是极为不同的，前者会“消灭和杀害众多的人”，
“而用我的这个发明，就不会有人遭到杀害，还能从敌人手中夺取胜利，那些被活捉而成为俘虏的人可以强迫他们做工。在我看来，这总比把他们杀死更有利。”
无论如何，“我们用弄瞎眼睛来打击我们的头号敌人土耳其人，为的是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妻子儿女，难道这不合法吗？”
十分有趣的是格劳伯还预见到，一些新式武器有可能被叛徒出售或者在战斗中落人敌手。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泄露出去，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机智敏锐的人”应该不断寻求改良现有武器和发明新式武器，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必须制定这样的研究计划，“我相信，未来战争与迄今为止发生的战争不同，它将依据另外的方式进行。武力必须让位于技艺，因为技艺有时的确能战胜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