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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德国物理学家。发明空气泵和起电机。——译注
③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发现固体弹性定律，提出细胞概念。——译注
伽利略对真空的讨论显然已经导致了用实验研究来证实他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船的实验上来，就会看到同样需要实验证明。对行船问题的争论曾经是哥白尼的论敌们提出的更有力的论据之一。尽管伽利略曾经拒斥过他们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据，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并未做过实验来证明这个问题。伽利略的讨论1632年发表于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在该书出版前，他曾散发过这部手稿。从随后的通信中很清楚地看出，对此最有兴趣的人中有梅森纳和伽桑狄。1633年，梅森纳立即尝试测量从一个教堂塔顶上掉下的石头的速度。而且，他还认真关注行船实验，并曾写信给一个经常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朋友。在1634年的一次航行中，这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安排了一个水手爬上桅杆扔下重物。其结果是石头落在了桅杆脚旁，从而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但是，这项工作没有公开，接下来进行行船实验的正是伽桑狄。由于确信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他决定当众做这个实验，以使人们不可能怀疑其结果。他在普罗旺斯（Provence）④的新任长宫中找到了一名赞助人，此人对科学感兴趣。
④法国东南部一地区。——译注
伽利略讨论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检验，都由伽桑狄作出计划并于1640年10月实施。骑在马背上或坐在马车上的人，在空中扔石头或互投石头，人们就会发现，这些石头除了有扔出的横向运动外，还有随着马匹向前的运动。从一匹以最快速度疾驰的马上落下的物体，从骑马人的视点来看是以直线下落的。这些检验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检验都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成果，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演示当然是在海军的一艘三层船的甲板上做的。在该船达到最高速度之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从桅杆扔下石头还是直接向上抛掷石头，在两种情况下，石头都落到桅杆脚旁，而不是后面较远的船尾上。伽桑狄在描述这些结果时，讲明了船的速度并详细描述了所有的实验。于是，他建议读者可以做同样的实验：在阳台上散步时向空中扔一个球——或者在河上驾驶小帆船，检验他曾在三层船上演示的事实。
伽利略的情况与开普勒远为不同。开普勒的研究成果直到他死后二三十年才为人所知，而伽利略的著作都被同时代的大量读者迫切寻求和阅读。当他承认未曾做过行船实验时，有些人就认识到必须做这个实验——而且必须要有见证人。
人们意识到，1640年代的氛围与该世纪初期相比已远为不同。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传统的批评因为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而变得极为老到。虽然我们可能会指出他们方法和结果中的缺陷，但很显然，他们有关建立一门新科学的必要性、实验的作用、数学的恰当运用以及归纳和演绎过程的相互影响在发现中所起作用的讨论直接而显著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对位移运动的研究的确使他成为近代科学兴起中的一位关键人物，这不但是因为他的方法论，而且还因为他的研究结果。他抨击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础，并代之以一门精确建立在实验和从证据中推演出的结论基础上的新运动科学。此外，他对亚里士多德位移运动的拒斥重新揭示了物质原子观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希望摒弃生机论和神秘主义解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结果。的确，微粒解释或原子解释成了机械论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可以理解，将有一位名叫皮埃尔·伽桑狄的牧师，他把消除古代原子论原著中遗留下来的无神论瑕疵视为己任。
历史学家可能容易满足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在17世纪逐渐衰落所作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学术界。尽管亚里士多德成了许多作者的替罪羊，但对许多原著的研究频频揭示出，除了经院哲学外人们还关心其他各种影响，而且，新兴的机械论者会发现，化学论者比日益衰落的古人支持者更加危险。这正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七章 新哲学—一场化学论论战
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风格、辉煌与影响也许会轻而易举地诱使现代史学家相信，神秘主义者与术士们的奇思异想到17世纪早期已成往事。的确，我们发现，人们普遍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科学来取代这个新世纪头几十年的经院科学。但是，设想“新哲学”之梦仅限于机械论者，那就远非正确了。我们只需回到化学论哲学家那里，或者读一读17世纪的科学乌托邦，就会明白他们所描述的“新科学”与机械论哲学家们的“新科学”相去甚远。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是这些乌托邦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而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①与约翰·瓦伦丁·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6—1654）②在他们的理想国中反映赫尔墨斯神智学的各种主题，则是另外的例子。同样有趣的是玫瑰十字会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一份号召在科学、教育和医学中进行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改革的公开声明。而且，密切相关的是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Jean
Baptistevan Helmont，1579—1644）③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以化学家和医生的观点对当时知识界的评价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当时的机械论者对这些著作的反应表明，在伽利略、笛卡尔、培根和开普勒最重要著作出版的同一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化学论哲学家们继续享有权威。
①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②德国宗教改革家。——译注
③比利时化学家、医生。由炼金术士过渡到近代化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科学乌托邦
培根在其暮年（1624年）所写的《新大西岛》，1627年由其友人威廉·罗利（William
Rawley，1588—1667）作为遗著出版。威廉·罗利解释说，这部著作是想描述“诠释自然并创造有益于人类的伟大而非凡作品的一种模式或描述为此而设立的学院”。该书篇幅甚小——1664年版不足40页——但在17世纪却被广泛阅读。无疑，它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们主要的灵感来源之一。
《新大西岛》的形式与这一类型的其他著作有显著的相似性。一群航海探险家在从秘鲁到日本的途中，来到一片此前不曾为人所知的土地，这里的居民原来对自然界和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极有见识。这片土地的居民，即本萨勒人（Bensalem）为生病的探险家们提供医疗帮助，却谢绝任何报酬。最后，他们还向这些来访者通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透露了他们的国家秘密。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探求有关天国的知识，但实际上，这种探求采取研究他们周围世界的形式——这无疑反映了当时通过上帝创造的自然来探究上帝的做法。这种研究在所罗门宫进行，他们说：“我们基地的终极目的是，了解各种事物的原因和神秘运动，以及将人类帝国的疆域扩大至所有可能的事物。”在这里，可以看到进行各种观察的设备。有一些深洞可以模拟采矿的过程，并可在其中进行炼造新金属的实验。一些人在研究疾病的治疗和长生不老的方法，另一些人则倾心于研究如何使土地变得丰饶肥沃。这儿还有一个用于冷却实验的高达半英里的塔，还有一些人工湖、人造井以及容纳各种飞禽走兽的基地和公园。这儿的各种熔炉、光学设备、机械和天文仪器可供人们进行各种类型的化学、光学、机械发明和天文学的观察研究。
所罗门宫的学者向这些航海探险家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首先，他们对各种观察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然后让各个小组得出结论并提出进行深入研究的建议。当这一复杂的过程完成之后，即由“三个小组将先前基于实验的各种发现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评论、公理和箴言。这些人则被称为‘自然的诠释者”’。当然，这整个活动的全过程都是培根式的体制，其本质是定性的和观察的，几乎没有重视数学的诠释，在这里，对运动物理学的任何直接研究都将是徒劳无功的，的确，整个计划是将重心放在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化学的研究以及自然法术的有益形式上。
早在培根的《新大西岛》出版前一年，在德国就已经出现了另一部科学乌托邦著作——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该书写于1602年，它反映了康帕内拉早就倾心于贝纳德诺·泰莱西坚持认为理解最初来源于感知的观点，也反映了构成他全部著作核心的赫尔墨斯神智学。《太阳城》亦暗含政治寓意。康帕内拉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国，1600年，他卷入了一个推翻西班牙人对那不勒斯统治的计划，结果计划失败，导致他遭受27年多的监禁和折磨。在监牢里，他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手稿——其中就包括他对理想的太阳城的描述。
太阳城是一座建在山岗上的大都市，它有七层同心城墙和一个中央神殿。这一设计在许多方面都使人联想起知识殿堂或者《启示录》中所描述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图景。这些城墙对所有居民至关重要，因为上面展示了世界的智慧。每一层城墙专门用于一个不同的主题。在最里层城墙的一边，描绘了所有的数学图形，另一边则是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和对所有国家及其民族的描述。第二层城墙专门描述了各种金属、岩石和矿物以及从海水到酒这些自然和人造的液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在墙上嵌进各种样品以便老百姓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插图和图表。接下来的4层城墙则描绘了所有类型的动物和植物。最后一层城墙专门记述了各种机械技艺并对伟大的发明家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层城墙上那些法典制定者们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宗教人物：摩西（Moses）、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