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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最后下场较好的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这五位幸福的梁山人，一个人医，一个兽医，一个写字的，一个刻印的，一个唱歌的。对朝廷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才。
这安道全在梁山上的作用无人能比。宋江背上长疮，差点尾随他的晁盖哥哥而去，从建康府骗来了安道全，便药到病除，方可精神抖擞去打大名府。如果安道全早点上梁山，没准史文恭的毒箭毒不死晁盖。安道全不仅是个好医师，还是个好的美容师。宋江要去东京找招安的路子，又怕脸上的金印被人认出来，安道全解决了这个难题，先用毒药点去，再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用美玉灭斑。这门技术，就和前一阵炒得很热的“处女膜修补术”一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宋代往人脸上刺字，就如现在的“破处”一样随便。梁山自宋江以下，卢俊义、林冲、武松、杨志等等，许多人脸上有金印，这安道全能不吃香么？要是搁在现在，老安开个整容公司，绝对名利双收。
宋江征方腊前，先把安道全留在太医院，然后再降旨留下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要了萧让，王都尉要了乐和。皇帝和高官们早就预谋让两伙反贼自相残杀，而不愿意让五位人才去白白送死。没有了安道全的梁山队伍，好些头领受伤不治而亡，或者像林冲那样病死。宋江、卢俊义、武松这些人是老虎，放在都城旁边皇帝睡不着觉，而这五人不但毫无威胁，而且大有益处。安道全妙手回春，皇帝到处胡搞，染上点什么病有安道全在就放心了。所以安道全被宠信可想而知，即使他犯点什么事也不会把他怎样，谁叫他是皇帝的保健大夫呢？那时候马匹是第一交通工具，皇甫端这样善于相马、医马的人少不了。爱好书画篆刻的宋徽宗也希望有金大坚这样的高手在旁边。萧让模仿蔡京的书法都能骗过老蔡的儿子，蔡太师能没有知音之感么？著名的男歌星乐和在哪里都会吃香，最后和高俅一样，被驸马爷收纳可谓得其所在。
所谓的安邦之才都是扯淡，还是老老实实学点手艺最好。
？ 古老的“做局”艺术
我所指的“做局”，就是几人联合起来，自编自演骗局蒙外人上套。这种街头骗术十分古老，具体起于何年难以考证。将蒙骗视为智慧而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对做局并不是特别的讨厌，甚至还有些佩服，对那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倒是倍加奚落与讽刺，讥笑他们的愚蠢。
今天的街头，这样的“做局”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报纸上屡有披露的那类卖假金元宝假古董的骗局。一个人拿一个假的金元保或假古董出来，悄悄地在街头兜售，当然一般的人不会上当。这时过来一个当“托”的人，假装不认识，看了看这假货，以权威的口吻说这是真的，特别想买，一摸口袋，钱带少了，露出过了这村没那店的懊悔神态，恳求货主便宜一点。两人在讨价还价中，吸引旁边看热闹的人上钩，最后掏钱买了这个假古董。而几个演戏的人拿钱后立即逃之夭夭，没准还在嘲笑那人：“又骗了个傻蛋。”
这种流行于市井社会的“局”，《水浒》里有好些，最著名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一节，注意，作者和许多读者都认为是“智取”，隐含着对其“做局”艺术的欣赏。
八人集团智取生辰纲前，作者不惜笔墨铺垫了杨志的清醒与警觉。他清清楚楚知道世上不太平，路上打劫的人太多，便从梁中书那里申请了对押送队伍的绝对指挥权；一路督促军健早起程早注店，尽量不给劫匪下手的机会。
可尽管他千般防范，不怕贼抢就怕贼惦记，黄泥冈上他终于着了道。黄泥冈上晁盖、吴用七人和白胜合演的那场戏剧，真的可以入选中国古代十大骗局这样的排行榜。这个局场面浩大、安排巧妙演出逼真。不但骗了牛皮烘烘的谢都管以及那些偷懒的军健，且骗过了职业军官杨志这类高手。
七个人化装成贩卖枣子的商户，看到杨志一行前来假装自己十分害怕劫匪，使杨志等人的警觉放下一分，对其贩卖枣子的身份有些相信。当白胜装成卖水酒的小商贩走过冈上时，杨志极力阻挡众军健买酒，害怕酒里有蒙汗药。七个“贩枣客”要买酒，白胜还欲擒故纵，表示自己被诬为下蒙汗药的，伤了自尊。最后好说歹说把酒卖给“贩枣客”，一桶喝完，都很正常。刘唐假装要占小便宜，——这是小买卖人的通病，符合他这一角色，强行在另外一桶用瓢舀了一瓢酒喝了，被白胜追赶。吴用拿出已经放了蒙汗药的瓢，准备再占小便宜，舀了一碗被白胜夺过去，倒回桶里。——蒙汗药就在眼花缭乱中入了酒桶。“局”这时达到了高潮，杨志的警惕性一点点减少到最低。杨志想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怪不了杨志。
这样的“局”不仅在市井间层出不穷，在《水浒》中的官府里照样不少。堂堂的殿帅府太尉要陷害林冲，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局”，先让人化装成落魄英雄将宝刀贱卖给林冲，再让人来请林冲，说高太尉要看宝刀。精细不亚于杨志的林冲照样着了道，被诬为持刀进入军事重地白虎堂。张团练为了报武松夺回快活林之仇，买通张都监，先给武松小恩小惠，笼络了武松，并向其委以重任，等武松毫无防备时，将金银器皿偷偷塞入武松的箱子里，然后诬武松做贼，将其打入死囚牢。
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伎俩，今人也许有些不解。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骗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水浒》中最常见的局就是孙二娘、李立那些开酒店的，用麻药将客人迷倒，然后谋财害命。梁山人劫法场、顾大嫂化装成送饭的妇人前后去营救解珍兄弟和史进，也都是一种“局”。
杨志、林冲、武松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行事谨慎，远非李逵这样的人能比，但都毫无例外地陷入设好的“局”。他们的聪明为什么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为那个世道陷阱太多，骗局太多，花样翻新，以设“局”为业、为荣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胜防。
前不久，我看了贾樟珂导演的电影《盲井》，对古老的“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
《盲井》讲述了两个农民合伙“做局”，害死一同挖矿的矿工而骗取抚恤金的故事。山西某地矿井下，宋和唐趁元某毫无防备时将其杀死在矿井里，然后伪造被砸死的现场。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诱在劳务市场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对其说他俩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经在一个小煤窑里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俩可以带元某去干活，但元某必须假装成唐某的弟弟，否则老板不予接收。两人然后为元某假造了身份证，向矿老板证明元某是唐的亲弟弟。元某被害后，唐假装哭悼“弟弟”的死，而矿主为了掩盖安全事故，只好用3万元打发唐，让唐和宋拿着“弟弟”的骨灰滚蛋。
拿钱之前装得悲痛欲绝的唐和宋，拿了3万元钱后立即进城住进酒店，将元的骨灰倒进马桶里，然后唱歌嫖妓，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两人在一个劳务市场捕捉到一个“猎物”——无钱交学费而出来打工的16岁少年元凤鸣。利用凤鸣急需找到活的心理，二人让凤鸣假装宋的侄儿，并同样给凤鸣做了假身份证。
宋的家里有个成绩好的儿子，看到满脸稚气、十分好学的凤鸣，他有了些犹豫，尤其通过凤鸣的全家福得知凤鸣就是他们前一个“做掉”的元某的儿子时，心里更有隐隐的不安。最后在矿井里，唐已经看出内心矛盾的宋某即将妨碍自己致富大业，便先杀死了宋，就在他想对凤鸣下手时，煤块真的砸伤了唐的腿，凤鸣得以虎口逃生，而坑道中放炮把唐某也砸死了。最后元凤鸣以宋亲侄子的身份领了3万元钱，被迫与矿主私了。
戏剧性的结局似乎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中国人普遍的人生哲学：恶有恶报。因果循环。
罪恶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但可怕的是，唐、宋（注意很有意思的两个姓，代表中国历史上两段辉煌时期，这是否是有意安排？）这两个看上去纯朴勤劳的农民，作恶后不仅没有丝毫的良心谴责，而且对自己杀人行为有着那样坦然的开脱与解释。“你可怜他，谁可怜我们？”“谁断了我的财路，我就杀了他。”在利己的驱动下，所有的罪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一条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妻儿和区区3万元钱，是何等不等值的对比。但生命是属于别人的，痛苦同样是属于别人的，而钱才属于自己的，所以唐和宋才能为区区3万元钱不怕杀人，拼命演戏。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信条在两位农民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片子揭示了中国人普遍的道德危机，不仅没有罪感，连耻感也没有了，也充分揭示了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中国古代的盗墓只能兄弟一起干，外人不能合作因为担心墓中的人将珠宝递出去后，会被墓外的人堵住出口将其闷死在里面。
电影中的那口井极具有象征意义，电影中的人们其实都生活在这口井里。就如宋说：“这世界除了娃他妈其它可能都是假的。”而唐的回答是：“连娃他妈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么他们祇相信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人最有戏子人格，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