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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总是小事上明白，大事上糊涂，拿着鸡毛当令箭，而把”坦克”当纸船。邻居胖嫂总是这样说。她家的红子，与我是小学同学，初中毕业就接了父亲的班，到铁路上工作去了。红子正是听了胖嫂的最为朴素的哲学与教诲，现在，不仅当上了科长，还会写诗，火车一跑，她就能迸发出一首《青春啊青春》，一路车奔一路诗，她的诗已散见于各种报纸。”读书越多，越是不明真理。”胖嫂守着自己丰衣足食的日子和她那”有出息”于我的能当上科长的女儿，无限感慨，每每对我的一无所有，充满怜悯，也充满鸟瞰。
我看到的第二个人，是我的副院长老次。有一回，我对天秋说，副院长姓一次两次的次。天秋想了一下，然后说：啊，那不就是次品的次嘛！
我们抑制不住一起笑起来。天秋的思路聪明又奇怪得让人没办法。
我所以忽然看到了这两个以往许多年来视而不见的人，自然是有其中的缘故的，奶粉事件也许是个开端吧。总之，看见了他们，对于社会人的我，无疑是一种新的”长进”。
据旁观者说，有人所以来掠夺我的心，是因为我曾侮辱过他们。我冥思苦索，想不出此言的道理，我甚至不曾与他们说过话，不曾与他们争论过任何一种是非曲直，我甚至于不曾看见过他们，又如何谈得上”侮辱”呢？
旁观者冲我诡秘地一笑，我敏感地从那一笑中获得了揭示的全部内涵：你没看见人家，就是对人家的侮辱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原来如此。
夜晚来临，P城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得早。吃过晚饭，我便拉母亲到街上去散步。母亲已感叹自己老了，腿一日一日发沉，可是我觉得她的心却一日比一日更像小孩子。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有天，天秋等几个来找我闲谈，有一位不太熟识的客人也来见我，他看到家里有母亲在，就有些拘谨。母亲立刻随和地打开僵局，对人家指着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她是我妈，你不用紧张。”来人大笑，气氛马上缓和。
我提醒她，人老先老腿，所以一定要经常走路活动腿脚。她连连点头，并立刻配合吃”活性钙”。她就怕街上的小孩叫她”奶奶”，售货员称她”老太太”。她不高兴，回到家总问我为什么。我说，”这很正常嘛，我若是在您生我的岁数也生个小孩子，您多少年以前就当上外婆了。”
”那我也不至于就成老太太了？”她不服气。
我说：“’老太太’、’老头’是官称，街上就是那么一种叫法而已。”
”不对。那人家为什么不管你叫’老太太’？”她抗议。
我嫌她唆，便不再吭声。
她心里不高兴，认为自己并不老。
其实，她最怕的是跟不上我了。总问：“再过20年，咱们还能一起散步吗？”
我说：“能。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她又说：“你就会跟我不耐烦，你敢对天秋不耐烦吗？”
我说：“敢。”
她说：“谁要是喜欢你，做你的朋友，才算倒霉呢！”
我说：“对，真是天大的倒霉！”
母亲也喜欢天秋，她们偶尔也通个电话，互相控诉我如何如何”不讲理”。我和母亲穿了很厚的外衣到冷街上走，树木不日之间，全都光秃秃枝杈裸露，像一个个秃头歌女在冷冬的街头摇曳吟唱，马路也忽然变得空旷，这使得我们心情沉重地怀念起天秋夫妇和刚刚逝去不远的绿意浓郁的暖日。
母亲又一次揭我的短，提起奶粉事件，指责我的没心没肺。最后，搬出天秋来压我，说：“人家天秋就比你会行事。”我母亲总是觉得天秋比我能对付外界的那些乱七八糟。
我说：“你饶了她吧！”
我一下子情致全失。
路边一簇簇绽开的月季花，炫耀着月白、紫黑、粉红及艳绿，五颜六色染透街边角隅。炮竹一响，又仿佛提前到了春节，而春节那种万家灯火、欢歌笑语，从来都使我思念起遥远的什么地方，仿佛我的故乡是在所有的那些个莫名其妙的远方，比如伦敦，比如这儿、那儿。特别是街头巷隅处处响起《喜洋洋》或《步步高》之类的节日乐声之际，我的心里每每总会立刻堆满难言的忧虑和惆怅。
炮竹没有用，无非是碎纸化在人家的屋顶上雨珠般嘭嘭敲响，从透黑的枝篱间飘飞零落，发出枯萎的扁叶子的沙沙声。地上人家的屋舍，铁皮窗子如抽屉一样紧闭，冷酷的季节降临了。炮竹制造的欢乐，无非是取悦空洞的日子，没有用，到底一样是空洞的。
我多年来所以经久不衰地热爱着走路，即使是在这样萧条的冬季，想来大抵是由于走路可以延伸内心的对话吧。走上一小时甚至两小时，便可以全神贯注地沉醉在思想里。任何一种伪造的繁盛与喧哗，都无法抵挡内心对话的清醒前行。而安谧沉静的身体，决不会有一丝裂缝，使内在的对话渗透出来。
那心，自然不是结在路旁枝头上的果实，任是谁人也无法将她强暴地击落或掠走。
天秋的小说里说得好：我只对温柔妥协。
逝去的声音
逝去的声音
两周前的一个清晨，天气已凉，我骑车去出版社的路上，秋风打透毛衣浸在肌肤上，感到一阵阵寒气。我脚踏车蹬，机械而重复地转动，我的神思却随着向前滚动的车轮往回倒转－－从澳洲返回北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往返，街景和路边的树木、草丛、商店我已经熟悉得对它们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在我的肢体安于我所熟悉的街区的同时，我的心却那么不安分地寻找着新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种徒劳的努力。我的双脚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拒绝我的过于冷峻、自省的理智，本能地寻找着什么。
从我家到出版社只有10分钟路程，我的思路来不及在任何一个点上延伸进去，腿已经迈进编辑部四敞大开的房门。我的脸上随即也换上一种身置公共场所的那样一种千篇一律的礼貌、平庸，把自己思想里任何一个小角落的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全都掩埋起来。平庸（不等于平凡）的人群里不能容忍不平庸。不平庸就是骄傲，而骄傲的人总是要受到指责的。早在1
9世纪叔本华就说过：只有自己没有足以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品德。当谦虚成为公认的好品德时，无疑的世上的庸人就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每个人都谦虚，世人便都类似了，这真是平头的平等啊！
我早已懂得，外部生活与内心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编辑部里正在传阅《联合报》，当报纸上的文字刺目地闯入我的眼帘时，我一下子被震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中国大陆朦胧诗人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威赫克岛上用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自缢身亡。报纸的大标题下边是一幅顾城的照片，他头戴一顶白布帽，神情是他惯有的那种忧郁，让人看了仿佛是他自己正在给自己祭奠。那照片上的眼睛一如几年前一样，黑大而茫然，我仿佛就看见他那双很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纤纤的瘦手指固执地比划着他脑子里的那些怪念头。这形象无论如何无法和报纸上的文字对应起来。那文字好像蓄有强大的电荷，几次都把我落在上面的目光击开，使我无法与之对视。
这血腥而疯狂的结局是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但我除了震惊却无一句话可说。死了就是死了，他这样选择了结局就是这样的选择！我不想对此评头品足。若是我，也许会找个没人地方，谁也不打扰，谁也不伤害，自己解决了自己。也许，只对最亲密的人说一声：就当我出远门了。然后离开，非常简单。死亡这个词藻，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一种话题，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物，它只是一个不轻易去碰的到此为止的黑色行为。也许是我过于珍视这个字眼的庄严，所以我在以往和任何公众的交谈中，一向对此缄口不言。回想起来，只在最亲密的人面前，在绝望不堪的软弱之时，曾流露过谈论这个词的念头。
有一天，在餐桌上，我并不感到饿，也并不感到咀嚼的香甜，但仍然麻木而惯性地吃着。正是深秋的傍晚，房间里的暖气还没有来，餐桌上的那盏小灯昏昏沉沉，时间仿佛凝固一般，我的脑子却活跃地转动。桌上的食物很快就凉了，狼藉凌乱。我想，人生不过如此，到最后不过就像这桌残羹剩饭，乏味而无所欲望。
风风雨雨活过来30年，对于人世间的任何一种分别（死亡只是各种各样的分别里的一种形式）都已不再有早年那种”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大呼小叫。再见就再见，永别就永别！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就在那天的晚饭桌上，望着一桌渐渐冷却的餐食，脑子里闪电般胡思乱想着。忽然，我对着母亲说：“再过两小时就要被枪毙，如果是这样，这两个小时您准备做什么？”
母亲先是一愣，然后慢慢转过神来，”神经病！”她说。
我说：“想想总可以吧。”
果然，母亲就认真地想起来。
”那么，是枪毙我还是枪毙你？还是两个都枪毙？”她问。
”我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别那么具体。”我说。
”不具体怎么想呢？”
”那好。比如，就枪毙我吧。”
我说着，心里已经迅速地周转起来：有两三个长电话要打，有两个文件要写，关于我的书稿文字委托权和属于我私人的遗产，等等。
记得有一次，我非常失意地对好友谈到死，她立刻一个字一个字地骂了我：“别那么自私、混账！生命不全是你一个人的！”她骂得我非常感动。
那天的餐桌上，母亲听了我忽然提出的只剩下两个小时生命的话，眼睛里立刻盈满泪水，质问我：你为什么会做这种设想？！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改口说，我只是随便一说。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以”随便一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这样：死，是对爱我的人的一种背叛。我不知道我能否有一天，冷酷地面对着我最亲密的人说出：我只是我自己的！
尽管我一向喜欢探索一切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