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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大范畴的国家和政治一类的自由，那是另外的问题。我喜欢关注于个体这一小的范畴，因为它是超越国家和政治之上的属于人类的东西，因而它是更庞大、深邃的。夜已经很深了，身后的玫瑰色灯光吸引着我到床上去，立刻倒下。我停住手，四下环视那被我写来写去的绿色大屋顶在哪儿，然而我没有找见。推开窗子，向远处眺望，仍然不见其踪影。但我知道，它就在看不见的四周弥漫，我不能说它在身体之内，也不能说它在身体的外部，它是一团气，浑然环绕着个人。
户外的秋风簇拥着耀眼的星星，它们像我的一个朋友对我真诚地低唱”你照亮我的心”那样，把光晕倾洒在我的窗台上。我转回身，把电脑打印机里的文字吱吱啦啦打印出来，如同展平一天的时光一般，我把字迹的褶皱展平，然后，把它扔到我那看不见的绿色大屋顶里去。
现实的力量
现实的力量
我亲眼目睹自己是如何被现实改造的。
有时，当我回头阅读自己从前的书时，便惊诧地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女孩－－敏捷、激动、叛逆、忧郁、才思涌动、心高气傲，她与我的现在已是那样的遥远。
那个女孩是何等幸福啊－－她敢孤独无助特立独行，她敢与众不同棱棱角角，她还敢不喜欢钱，敢不要职业，敢要死要活地执著于自己的方式，她居然还敢身体不健康不爱惜自己，敢抑郁厌世，她甚至敢设想自杀一走了之．．．．．．一株枯草，一片青瓦，一截幽径，一声凄清的吆喝，都使她感怀神伤。
而现在呢，我已经慢慢地一天又一天地失去了这些权力。说“失去了这些权力”实在是美化自己。
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
就说每周上班的路上，原来走在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在我的视野里仿佛是静寂无人的，能够进入眼帘的都是那些从庸常的平凡的景物人流中“升华”到形而上层面的事物－－我看到冷冬里一株沉郁枯索的秃树，四季的轮回更迭命运一般罩在它
头上，这株秃树似乎与人、与我就有了某种纠缠不去的关联－－冬天来了，它的盛势已去，往日的浓郁茂密以及它那在暖风中目中无人的欢叫声，都已成为回忆，来年的再绿也不再是逝去的那个绿了，一切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逝不返．．．．．．这时，对于这株皲裂凋败的秃树的一带而过的凝视，便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人生的问题。
有时，我会看到身边的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他豁着牙朝着与他交错而过的另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会心地笑，两个小孩都挥动起小手咿咿呀呀叫。两辆车已经交错而过了，他们便都扭过小脑袋相互不舍地张望、伸手，显然他们是格外想发展一下这路遇的友情的，但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却坚毅地把他们向着相反的方向推走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边哭着一边使劲回身向远去的另一个孩子眺望，大人扭过宝宝的头，说，我们玩去喽。显然，大人们是相互戒备不信任的。我看着这个小孩腮边大颗清纯的泪珠和失望的神情，就想起”成长”这个语词，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肯定是“成长”了，可是“成长”意味着什么呢？
那时候，其实也就是三四年前，一点小事我就会想一路，而且是决不用什么自我“提升”或者自我“煽动”的，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联想。往往是走出去很远，眼睛里依然是那一株处于悲观季节里的秃树，或者是那个小孩子被成年的父母轻易”扼杀”了童贞情谊的悲伤。这种专注而密集的联想往往伴随我整整一路。直到走进单位大楼，遇到迎面而来的打招呼的同事，这种”沉浸”方才忽然中断、猛醒，知道脑子里的线路该切换频道了。那时，我在办公室这一真实的人际空间中，总是呆头呆脑，看不出任何潜藏在人们风平浪静的脸孔之下微妙而复杂的人际关系，更不懂得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只是人际的问题。所以，我在单位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这暂且搁下，还是回到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现在，我依然在这条街上走，脑子里也依然堆满密集的思维，但想的却是另外的事情了：到办公室后要做的一二三四五．．．．．．抽空得去趟医院，胃药马上吃完了，不能断．．．．．．还是首先得把身体弄好．．．．．．要和那个老ｘ谈一谈，真是太黑暗了，职业不能丢，否则怎么生活呢．．．．．．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就不要想“自由”，也不要腰杆挺直地想“尊严”，没有这个前提而奢望“自由”和“尊严”，是要为此付出生活的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生活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多么堂而皇之的自我安慰啊！给“苟且”的日子找到一条最结实最合理的依据。细想这句话，”生活”指什么？无非是把日子填满的那些琐事，上班、下班、家务、买菜、烧饭、逛街、看电视、尽家庭角色之义务、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拉拉扯扯，等等。这些事已经足以把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占得很满很满，倘若把这些都做好，那么整个人无疑是要被这庞大的现实彻底吞吃掉了。总是挣扎着要回到原来的状态－－从繁忙的生活浮面进入一种“精神深度”，我是那样地怀念过去的那个走在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旁若无人、浮想联翩、没有现实感的女孩。结果，焦虑的情绪便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这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啊。
其实，我是知道自己适宜的位置的，也知道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瞎走的乐趣
瞎走的乐趣
我和母亲有个瞎走的嗜好。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办事，总是先打的径直前往，任务明确。然后，待办完事，我们便轻松而愉快地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目标，我们在那个完全陌生抑或旧时熟稔的地方，引颈环望一阵，然后就凭感觉不定向地瞎走起来。无论是旧地重游还是开发”新大陆”，在我们貌似随意的脚步深处，其实都潜藏着一个连我们自己也未曾清晰明了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遇见一个能够触碰我们脑子里某根神经的景物或人物。就是这种未知感吸引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辰，在北京喧哗的大街或者凋敝的小巷，东张西望地走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
这一份莫名的期待，我和母亲是如此相同。
我们通常喜欢选择在陌生而安静的胡同里瞎走，特别是那种细肠子似的幽深的窄巷，一扇扇残损的木门掩映在树阴里，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胡同的一边，路人伸手可及，使我常常替窗子里边的秘密或安全担心。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想象木门或矮窗里边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想象此处正是“伦敦的郊外”，也可以想象另一处地方是墨尔本的住宅区。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在瞎走中无意地获得过。比如，我们曾在三里屯的一个街角处，发现一家专卖艺术装饰品的小店，“酷”得很有风格。那天，我和母亲走进小店后，几乎同时被一扇墙壁那么大的一块亚麻布吸引住，这张乳白色的亚麻布上有几行不太像样的毛笔字，仿古的一种什么字体，看不大懂。稚趣、艺术感以及一种对权威意识的不屑和反叛，跃然布上。问及这块亚麻布卖多少钱，售货小姐答说不卖，说那是店里的装饰品。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若是喜欢，也可以卖。接着她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和母亲互相看了看，就走了。那一段时间，我正面临装修新居的麻烦，我不会画画，商店艺廊里的那些商品画显然是引不起我的兴趣，而新居的墙壁又需要装饰，于是，使用亚麻布的思路便在这时豁然打开了。说学就学。我们先到美术馆买来了亚麻布和很专业的颜料－－马利牌”书画特黑”。然后，母亲执笔（母亲的毛笔字向来是训练有素的），我谋划内容和图面结构。我策划了不居中、不对称的布局，让母亲用大小长扁不一的篆体字，在亚麻布的右上端，书写我自拟的一服常用中草药方子，字迹占用的面积并不多，我们让大片大片的亚麻布沉着地空白着，就如同人们没有表情其实正是一种表情一样。最后，我们钉上一条显得粗糙的木线，然后就把它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它硕大得几乎占用了整整一面墙。它的内容－－中药方，质地－－亚麻布以及它的形式感－－画一样的字和不对称的破坏常规的布局结构，无疑都展示着制作者本人的生活姿态、艺术倾向以及世界观。这是在任何艺术专卖店里都买不到的，无论多么高档的，都无法如此贴近我本人的风格。
我和母亲合作的这件装饰物，现在就挂在我自己家的门厅。这算是我们瞎走时意外的收益吧。有一天，母亲陪我到地坛公园一带的《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领取稿费。办完事，我们就沿着护城河河沿像往常一样向东瞎走，树阴遮挡了西下的阳光，我们隐埋在阴凉里一边闲散地走着，一边东看看西望望。河床斜坡上边就是拥挤如潮的车流，而一坡之隔的河沿边，却是异常的寂静。我们偶尔在一个悠闲的钓鱼者身后站立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鱼儿上钩。然后，继续走。我们猜测着某一位纳凉人的身份，或者猜测擦肩而过的一对男人和女人的微妙关系。我们一直走到”禁止前行”的木栅处，才停住脚步。离开河沿，攀陡坡上了马路，然后折进一条幽僻的胡同。
我们在这条胡同里发现了一个寺庙－－通教寺，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尼姑的寺庙。
推开重重的木门，探头向里边张望，正有一个尼姑款款走过来，她身着浅灰色粗布衣，秃着头，相貌端正灵秀，脸色十分苍白，一望可知是在那种长年不见阳光的阴郁的庙堂里久呆的缘故。她看上去还很年轻，20多岁至多30岁的样子。不
知为什么，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我心里忽然发虚，一时紧张得不知如何与走近的她搭讪。倒是母亲临时抓到一句话，说：“请问，这里能参观吗？”尼姑一边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边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