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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出去看一些朋友？你在这儿一定有些朋友。”
“是啊，我这儿有些朋友——不过我宁愿不去。倘若登记船票，用你的名字，就像我们住这家旅馆一样。别告诉大家我的姓名，这很重要。”
“我会记得。”他说。
当他们住旅馆的时候，她曾叫老彭写下“彭先生和家人”。她拒绝去餐厅吃饭，只有头一天天黑后外出作短途散步。他认为她的行为很奇怪，但是却没有说什么。他到轮船公司，发现有条船两天后开航，就以“彭先生和家人”的名义订座。
那天傍晚梅玲又出去了，说她想要一个人走走。约一个钟头后她回来了，没有带皮包。老彭看她脸色因兴奋而泛白，就问她去哪了。
“只是随便逛逛。”她说。
“告诉我，你为何不肯用你的名字？你是不是怕谁？你不是怕日本人吧，是吗？这儿是英租界呀。”
她看看房间的方向，玉梅正准备按乡下习俗，早些上床，于是低声说：“等到她睡了，我再告诉你。船要开之前，我不再外出。”
她叫玉梅上床，说她有话和彭先生讲，然后关了灯，到他房间。
他们东聊西扯了几句，几分钟后她听到玉梅的鼾声。她开门看外边，然后将门上锁，关上天花板灯，只留下桌上的一盏灯。要老彭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
“我告诉你我不想来天津，”她开口说，“战争爆发后，我是从这儿逃走的，这就是何以我住在博雅家，因为我认识他舅母罗娜。我们是老朋友，我叫她替我保密。我在这儿很有名，决不能被人认出。”
“我想一定有些麻烦，你进来时很害怕。”
“的确有麻烦。我很怕日本人——和汉奸，他们认识我。”
“像你这样年轻的小姐会卷入政治？”
“不。怎么说我一定和政治有关呢？我告诉你，日本人到过博雅家之后，我就不能回去了，所以我必须和你一起走。我不能告诉博雅，怕他误会。”
“你还没有说是什么麻烦。”
“我就告诉你。我和一个男人同居——以前我告诉过你。我们一块相处了一年，我住在一间舒适的公寓里，他是此地一家工厂的老板，对我很好。他父亲满清时代做过道台，在城里有一些房子。他太太可能知道我，不过他不在乎，先带我去戏院和饭馆，再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个朋友认识。有时候吃完饭，他也会带朋友到我的公寓来。”
“卢沟桥战争爆发，他很担心。他说日本人将占领天津，他的工厂和财产全在中国城区内，他的事业会被毁。日本军队和军需品由满洲分海路和铁路运进来。他对我说看起来是一场真正的大战。他寝食难安，每次到我那儿都倦得要死。一星期之后，他来时显得十分愉快，说一切都会好转。你怎么知道呢？我问他，但是他没有告诉我。”
“于是他开始带陌生人来我的住处，晚上就坐着聊天。我不喜欢这些朋友，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你知道有些人的面色犹如埋在土里十年再挖出似的。有时我正好上床睡觉，但是不免听到他们的谈话，我很担心。我开始怀疑他的朋友是汉奸，与日本人接触。我问他为什么不带他们到他家去，他不回答我。我警告他提防这些朋友，他生气了。他去北平一趟回来，开始提及皇军。我问他什么皇军，他说：当然是日本皇军哪。他说他们会给华北带来和平与安全，也许这样正好。我显然极为惊讶，‘你别管这件事，’他说，‘我养你，花钱租这样的公寓。我不希望你干涉我的事。’他的一个朋友是大连人，夸口说他认识某某日本将军。那只肥狗！他们叫他齐将军……”
“你不是指齐燮元吧！”
梅玲说：“可不是吗。”这是她强调一件肯定事物最爱用的词语之一，“他有一对山羊眼，一撇髭须，面孔油光光的，连苍蝇都没法落上。”
老彭更吃惊了，大叫说：“什么，你该不是说你和梁……同居过吧！”
梅玲点点头。“你听说过他？”
“听说过。”老彭说，“原来你也卷在里面！”
“让我告诉你。电报和信件开始寄到我的名下，崔梅玲收。他叫我不要动它，但是我动了。我偷看了几封，有一封是王克敏由香港寄来的。我再将信封粘好，晚上他来，我就对他说，‘你到底加入什么勾当？你是在出卖我们的国家！’他又羞且怒，责备我偷拆他的信件。我很气，所以就承认了。‘寄信用我的名字，对不对？’我说。一会儿之后，他软化下来说：‘我需要你帮忙，如果这事成功了，我们会发财。我要娶你当太太，你一生可享受豪华的生活。你要有理智，中国决不可能抵抗日本，而日本人一定要借中国人来统治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的。北平马上要成立一新的华北汉人政府，我若和他们合作，说不定还能当天津市长哩。帮助中国人统治中国又有什么不对呢！’他发誓绝不离开我，并使我非常快乐。‘你是出卖国家。’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拖我下水？’他说他不求我帮忙，只要我收下信件，不干涉他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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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鹤唳》玖（3）
“我决心离开他，但是我并未如此告诉他。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也就不再拆阅他的信件了。后来齐燮元亲自带他三十多岁的姨太太来。梁告诉我要对他好一点，他不久就要成为中国最大的人物了。齐尽量对我友善，我们四个人一起喝酒，他愈喝，愈是红光满面。齐特别对我说话。他说：‘等我当上中华共和国的总统，我们大家就不必担心了。谁知道呢，也许满洲国的皇帝会重登龙座，你会成为有头衔的贵妇。我认识皇帝，我会想办法的。’他双眼眯起，想要笑，样子比原先更丑了。看来仿佛他的身体已死，只剩眼睛发亮。我觉得他该躺在坟墓里，怀疑何以他还在世上走来走去。那像一场疯狂的梦……”
“你怎么办呢？”老彭问，他的眼睛坚固地凝视着这位少妇。
“我保持缄默，直到有一天——八月十四日——上海战争爆发，全国都在打仗，我的良知再也无法忍下去了。我收拾我的衣物和珠宝，不告而别，登记假名住进一家旅社，等船去上海。每天都有谋杀和投掷炸弹的事件，爱国志士想杀汉奸，汉奸想杀爱国志士。我们那家旅社有一位青年受伤，他的朋友来看他，我获悉他们属于一个锄奸组织。我进屋去，没告诉他们我是准，只把公寓的地址告诉他们，说上锁的抽屉里有重要文件。他们问道，这是谁的地址？我说是一个名叫崔梅玲的女人的。那天晚上他们去突袭那家公寓，一定拿到了文件，但是换了旅馆，所以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仍在等船票，两天后我看到报上一条新闻与我有关。上面说，某某的姨太太崔梅玲卷带珠宝和钞票潜逃，警察正在搜捕。那时我真的吓慌了，因为日本人控制了全城和保安警察。我是用真名买船票，轮船要过两天才开。所以就在那天晚上，我搭车到北平去……现在想起来还发抖。你摸我的手。”她热情而亲切地伸出双手，老彭握住，上面冷汗淋漓。
“你是个勇敢的女孩。”他说。
“我一生都像这样，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姨太太，而且以为我席卷首饰潜逃。你晓得这种名声有多坏！”
“警方和日本人可能是以为你拿了文件，交给中国政府。”老彭停了半晌又补充说，看来很严肃，“他们会以为你知道他们一切的秘密。”
“可不是吗？但愿我知道。那些文件对我们一定很有用，但是我对政治没兴趣。两周后他们之间有一个人在上海被刺。他们也许以为是我协助了这件事。那些信件分别寄自北平、上海、香港，一定充满有用的情报。但是我却一无所知。”
“所以梁党的人都知道崔梅玲的名字，”老彭说，“也许我们中国人也和汉奸一样在找你。”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我早该告诉那个我告知地址的人，说我就是崔梅玲本人。现在对任何人我要如何解释呢？爱国志士也好，汉奸也好。”
“你太年轻，太单纯，不该卷入政治阴谋。”
“可不是吗。”她可怜兮兮地说。
老彭站起身，激动地踱来踱去。他点了一根烟，猛力吸着。
“从现在起，你对任何人都不是梅玲，即使连我和博雅也一样。梅玲已经失踪了，也许自杀了——她消逝了。你是彭小姐，你是我的侄女，你父亲是我的哥哥，他在你十岁那年去世了……你叫什么名字？”
突然地她把脸埋在手绢里。
“我不是有意让你伤心。”老彭说，手温柔地放在她肩上。这样一来更糟了，她像任何处于困境中的少女一样痛苦。
“彭大叔，”梅玲揉着眼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明白这是多么难以向博雅开口的故事，只要他了解，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放心，”老彭说，“等我们在上海和博雅相遇，我会向他解释整个经过。你并没有做错，你做了爱国的事，他会因此而佩服你。你们决不能彼此猜忌。”
他的声音有着父性的慈爱，她一生还没听过这种声音。
“我到他家，看到里面安详的气氛，对我来说简直像做梦——他的家人，他的祖先，他的大房子和老家具。我幻想自己若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有他这样的父母和亲友，不知道是何种样子。花园充满浪漫气氛。当我第一次和他莋爱时，我告诉自己是一文不值。我希望给他一份纯洁的爱，于是我恨我自己。我告诉自己，成为孤儿错不在我，但是我决不能告诉他整个故事。我曾告诉过他我的第一次婚姻——就再也不能多说。他并没有嫌弃我，说他爱的是我这个人。哎，真的——男人真的不在乎这些吗？”
“是的，是真的。”老彭柔声说，“在爱情的眼光里，你仍是纯洁天真的。我是一个佛教徒，你听过佛教名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前的事情都不重要，世上谁没有罪孽呢？佛家说‘普渡众生’。每一个人都有慧心，躺在那儿被欲念蒙蔽，却没有消失。那是智慧的种子，像泥中的白莲，出污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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