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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句脏话进行文化论证的作者，我以为这种人更下贱。
当比赛激烈进行时，你听见几千人齐声骂人的时候，真感到不快乐，而骂人的肯定很快乐。这就有点拿别人的痛苦开心，很残忍的行为。北京也有自己的球迷协会和领袖，就有责任和义务让地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皇城人比外省人更高雅。中国人表达兴奋和不满的方式非常多，干吗非要咬住生殖器不放松。北京又有许多女球迷，女球迷里也不乏女权主义者，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也喜欢听见这些叫声，大约是很喜欢，否则每个女球迷都做点工作，男球迷们大约也就能换个口号了。这里边大约也存在着某种潜意识，属于公开合法地搞些性发泄，性发泄对于一些有心理病变的人不一定就是性交，拼命叫几回生殖器也就得到了满足，当然，这是很变态的方式，我不相信几千人都有这种病症，但至少叫唤的人都从中获得了足球以外的乐趣。从这个角度讲，北京的这些球迷很让人同情，他们一定是生活在没有爱情的环境之中，爱情不能就用嘴巴色情一下，这是很无奈的选择了。
其实川人的“雄起”仍然不是什么美妙的激励说法，只因为太具地方性而不易为外地人所理解，加上属于较含蓄的方式，人们也没兴趣进行历史考证，这大约是四川方言发展到特定时期的产物。让他们自得其乐去吧，反正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也讨女士的欢心。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接受雄起变得容易，如果川人叫喊“阳萎”恐怕就和京人叫“傻×”一样有麻烦，但四川球迷以赞为主，被赞者总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东北球迷在骂人方面不含蓄，在球场上气急了就骂“操你妈！”
但这种叫喊成不了气候，稀稀落落几乎听不见的，东北球迷最响亮的口号是：“换裁判！”“进一个！”在这方面，大约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式，相比较而言，东北和川人的方式比京都的方式要好些。北京的球迷领袖肯定应该向外省学习，你不能一边在报上写倡议书，让人家建立文明赛区，而自家这里却是最不文明赛区。千万不能给首都的美丽涂污，这很重要。
有理由这样讲，和那些嫖娼宿妓的足球业内人士相比，中国球迷的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和那些自以为高贵的球评家“大腕”记者相比，中国球迷的素质还是不错的。记得北京一个拍马屁为本业的记者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说得兴奋，开口就来了一句“傻×”，但他脸不红心不跳照旧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侃足球，照旧批评别人，他那个“傻×”就是批评别人时叫出声来的。球迷们不靠足球吃饭，他们只为足球花钱，他们没有人花国家的钱出国，但却可以节衣缩食为球队千里万里助威。这是一群看得见付出看不见收获的普通人，丢几个塑料瓶子，骂几句人，也的确没什么大不了的。教练球员可以骂人，记者可以骂人，球迷们骂也就骂了。
当然，还是不骂的好，有话好好说。
我还不是一个能抛家舍业的超级球迷，但对中国的球迷始终非常钦佩。我最听不得足球大员和记者们对球迷说三道四，最听不得这些人教育球迷们“理解”中国足球“理解”球员和教练，“理解”中国足协。如果那些人能真正去“理解”球迷，中国足球也不至于弄成今天这副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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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球迷的素质了，我对中国球迷的最大失望不是他们骂人丢矿泉水瓶子。我的失望是中国球迷为什么不愤怒。中国足协成了暴发户之后仍旧没能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现实，输了球还要教训别人头脑发热，中国球迷为什么不愤怒？球员摆出上帝的面孔连名都不愿签，中国球迷为什么不愤怒？比赛输得丑陋，球迷还说爱你，为什么不愤怒？这是豁达还是麻木？是麻木还是愚蠢？球迷们光知道哭，光知道下跪磕头，光知道冬天里光膀子，光知道唱国歌摇国旗，光知道同情宽容理解和花钱，就是不知道愤怒。我说球迷的素质低下，说到底不是因为这些人是不是有文化是不是会讲英文，只因为他们不会愤怒。一个不会不懂如何表达愤怒的球迷群体是很难让那些祸害中国足球的人害怕的，也很难让那些敢说话敢愤怒的足球人有依靠的。中国足球界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敢于对球迷指手划脚时不时训斥几句，都是因为中国球迷不愤怒。当我们说中国足球业内人士不敬业时，球迷们的这种逆来顺受更是不敬业了，这样下去，足球在中国同样没希望的。球迷单纯成了看客，不把自己当成足球的主人，只会宠着惯着那帮不争气的孩子，这样的家长肯定是不称职的。
都说中国球迷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未必！
59 中国足协的最佳构成
第二次和王健林会面时，我们就曾谈起了职业化开始之后中国足协的许多决策上的随意性和专制性。我并不打算把谈话的内容写进这本书里，我知道那样做会置王健林于很尴尬的境地。前两天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记者采访了王健林，张斌坚持要王健林谈谈足协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王健林很为难，但还是谈了。他的话和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大致相同，我有点替他担心足协官员肯定会很不高兴，会认为他有个人野心。
万达俱乐部从此给自己树立了最可怕的对手并不是危言耸听。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对王健林表示敬意，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了，首先在人格上很磊落；更重要的，这个人完全是出于对中国足球现状的忧虑，他肯定比我这个局外人知道更多的内幕，他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应该受到称赞和敬重。我怀疑中国足协的一些官员也会这么想。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就有意查询世界各国足协（或足联）的构成。我注意到其中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退役球员，而这些人只有极个别的才能成为足协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其中绝大部分都做一些细节工作，很难进入最高领导层。向下到各个俱乐部，也只有极个别的退役球员才有可能成为俱乐部主席，比如说拜仁慕尼黑的主席贝肯鲍尔，其他的如鲁梅尼格赫内斯也都是世界级名将，并且有过其他职业经历。在中国，这种类型的球员只有前国脚柳海光显示了一定的经商头脑和管理才能，其他如王宝山、郭亿军等人也还是走中国球员退役后当教练的老路子。
在那些国家足协中，更主要的是一些受过专门教育的管理人才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踢过职业足球，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足球，但他们懂得管理，足协在他们手中按普通独立机构进行管理运行。还有一些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有商业头脑，懂得职业足球在商业竞争中的价值，知道如何能使足协在足球运作中获得合法合理的好处。还有科研人员，他们负责和运动科学有关的部门，包括赛制赛程等等一系列事务都是由这些人在科学论证之后提出方案。
在上述人员中，退役明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球迷心中的威望及在世界足坛中的影响得以委任，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形象”策略。真正的领导者是此外的那些人。
中国足协多年来一直属于政府机构，它的人员由建立过功绩的退役球员组成，当然相当一部分也是行政干部，他们出于不同原因被指派到这个岗位上。因为都是国家干部，所以只负责完成上级的指示性任务就是称职的。严格他说，这些人还不是职业化的足协所需要的人才，他们对职业化的足协还按行政干部的思路进行管理，由于是国家干部，就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至于足球运动、球迷、球员、俱乐部，这些人还不知道该怎样负责。
例如戚务生兵败之后最多的话是：“我是有组织的人。”“我该负什么责任由组织决定。”“我的将来由组织安排。”王俊生的检讨首先要强调的是：对不起国家体委党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球迷这个最主要的部分放在“组织”身后，只能说明他们仍旧把足协这个机构当成政府机构，头脑中还没有职业化的概念。
而真实的情况是：中国足协官员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干部，如果还是国家干部，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足协官员早就该列入中央纪委立案侦查的范围了。足协官员在有利可图时就不按“国家干部”的标准做事，遇到责任时就又成了“国家干部”，只能说这些人既不符合正统的国家干部标准，也不符合职业化之后的领导标准，是一些利用转轨初期的漏洞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起不到明智的领导作用。
既然足球作为体育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既然是由行政管理型转向市场经营管理型，什么样素质的人员组成新的足协决策层就不难规范了。我们的人都不是帝国主义代表，我们只借鉴欧洲足球的管理模式，那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在中国体育项目中产生飞跃的游泳，它们从教练到管理人员，大都是一些有学识的人，足协在这方面不仅不如游泳也不如乒协和排协。如果中国足球要改变形象，首先要足协改变形象，这个形象的改变可不是会讲几句洋文就行，还必须懂市场经营，懂企业管理规律，懂世界足球的潮流，懂得科学训练和科学比赛……现有的足协决策机构很显然都不符合这些要求，从上到下大家可以叫出名字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踢球退伍者，有一些还踢得稀臭。他们都是懂足球的人，但这个“懂”只是懂他们踢过的足球，都是经验主义类型的“懂”，指导现代职业足球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懂装懂，要么不懂也不许别人懂。至于说到现代方式的管理运作，更是东一头西一头顾头顾不了腚，顾腚顾不了头。此前我列举的一些荒唐事例，都是由于他们不能掌握现代足球不能掌握科学管理手段造成的，并不是他们存心要把事情搞坏。这些人当然并非百无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