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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A扩军问题上我们迈的步子大小太慢，“世界杯情结”直接导致了连续几年扩军不成，无形中对中国足球尽早和国际模式接轨产生了消极影响。我们的官方借口是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不高，扩军导致甲A竞争程度的下降，会对球市产生负面影响。事实是1998年扩军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有了质的飞跃，但竞争程度和足球和整体水平没有内在联系，竞争是足球本身所具备的天然素质，足球水平则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抗衡时的表现。国内联赛的竞争程度永远是相同的，就像甲B竞争同样残酷同样激动人心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级别的竞争，竞争本身意味着争取不同的名誉和特权，都是足球赋予的内在含义。
如果我们能尽早些使甲A联赛的队伍扩大，中国球员也就能早些适应大量的比赛，俱乐部和教练员也就能早些进入高层次的管理殿堂。你不能指望他们事先就学会这些东西，只有面临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才有可能面临学习和使用。比如说大连万达，只有一方面要打国内联赛，一方面又想打好洲际赛，上述问题才显得迫在眉睫。此前我们的球队只想在国内证明自己，而对出国比赛不很重视，放弃的俱乐部洲际赛不是一次两次了。其根本原因就是球员适应多场次大密度比赛的能力不强，俱乐部的后备球员水平不高，一旦两头都打就两头都打不好，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放弃真正有价值的国家间比赛，把力量放在国内联赛中。
这种情况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用赛程的冲突做借口放弃如此重要的比赛呢？除非这支球队不想拥有球迷的支持和尊重，否则没人会这么干。多特蒙德在'96一97赛季伤病号满营，但仍旧以冠军杯为主要目标而不惜置国内冠军于脑后，国家的荣誉比在国内争冠军更重要，反过来也使俱乐部赢得了更大的荣誉。沙尔克也采取了相同的战略，没听说德国足协和球迷有什么不满意，国内冠军谁都可能当，但欧洲俱乐部冠军却不是谁都能争到的。
可以这样说，甲A迟到'98赛季才扩军，也并没有使足协所说的竞争程度提高，深圳平安、武汉雅琪、沈阳海狮、广州松日仍旧是这个赛季降组的首选球队，他们比今年降组的两支甲A球队水平还要低。难道说95年和98年中国足球一下子具备了相近水平的球队如此之多吗？根本不是，95年和98年并没有质的改变，只是98年的做法给更多的球队提供了高层次比赛的机会，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锤炼。也就是说，95或96年这样干就可以使更多的球队多出了两年三年的提高机会，可惜的是我们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也使俱乐部进入高水平管理无端地推迟。这个损失其实在本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就已经看到了：中国教练们不知道如何调整球员状态，不知道两个多月的连续高强度大压力赛事会对球员及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不知道怎样去调整阵容。他们的管理思路还局限在国内联赛的水平上，当主力球员状态不好水平下滑时他们既没有能力调整也想不到换人，只能被动地等待球员自己恢复。他们不知道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在这种比赛中要发生许多微妙的变化，甚至情绪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比赛状态。我们没有在国内经历过这种比赛，因此我们的教练除了找球员谈心领球员宣誓不会做别的。有的教练甚至把某些球员的不稳定归结为意志品质不好，他们根本不清楚球员可能只是过度紧张或过度兴奋，可能只是心情上有些反常，可能只是这一天想起了什么事情，可能只是为即将来到的比赛操心，有许多种可能，但没有一种可能会和一个球员的意志品质有多大联系，谁都确信没有哪一个球员在这种比赛中不会为国家为球队拼死一搏。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高峰，国家队教练组的某个成员以为高峰的意志品质有问题，但谁都看见上场以后的高峰拼命奔跑拼命争抢，平时在国内高峰很少回防，但在外围赛中高峰只要上场就非常尽力，在对方压力加大时经常能看见高峰一路连抢追到自己的后场。
我们的教练员没有机会去发达的足球国家学习，即使金志扬李应发这些人去了德国，也只不过学习了短短几个月。回到国内他们使用的大约只是战术原则，在球员的指导方面也还是传统的老一套。至于兵源问题，从来就不是中国教练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他们只是根据已有的兵力做能做的事情。一旦兵多将广，反而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使用。如果他们能更早地面临欧美球队教练的问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就有可能早一些掌握先进的手段早一些积累下实战经验。在足球比赛中，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一个教练员的智慧还有实效。只有身经百战的教练，才有可能对场内场外的突发事件做出最直接最有效的判断。这大约就是大学教授和足球博士也不能指挥球队的原因，理论替代不了实战，而实战的总结却能升华为普遍的理论。由于比赛少，不仅仅使我们的球员能力不高，我们的教练员也同样提高缓慢。所以说我们的赛制初看起来是根据中国足球的实际水平而定，其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小农意识在起作用。初看起来是稳步前进，其实是决策者对足球的特殊性缺乏了解，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说得难听些，石头一直就露在水面上，但他们一直伸手弯腰从水下面去找，骑驴找驴，有点糊涂。
我们不能动不动就用自己的落后和不成熟做借口，更不能说日本和韩国的职业队也很少我们就必须少。韩国的职业队是不多，但这些球队一年打的比赛却比我们多，况且韩国的大学生球队承担了给职业队和国家队输送新鲜血液的任务。而我们的甲B球队却很少在这方面有所贡献，这也是和我们的战略布局有关，它直接影响了职业联赛的战略效果，变成了单纯的升降组之争，除此之外看不出更多的内容。
现有的12支甲B球队和欧洲的乙级球队有很大不同。
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乙级球队主要是为甲级球队准备力量，当然也同时竞争有限的甲级名额。我们的乙级球队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因此它们更主要的是依靠甲A淘汰的球员打天下，力争冲进甲A再重新调配力量，然后那些甲A老臣再回到甲B去打甲A，这是种恶性循环，它使甲A球员的兵源出现明显的不足，也由此引发了管理方面的矛盾。甲A球员永远不存在丢饭碗的危机，他们在这里不行到那里还可以打主力。
根本原因在于甲B球队在定位上出现了偏差，而这种偏差恰恰是由于足协的战略不明确造成的。甲B球队本身没有错误，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升入甲A，俱乐部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它们在投入上甚至比甲A更庞大，一切都是为了冲入甲A之后得到更大的回报。如果能在我们的赛制上更灵活更讲究实效性，就应该把甲A和甲B的规模扩大，把升降的名额也同时扩大，如此一来，赛事的增多和比赛的战术性有所加强，新鲜力量的涌现和“甲A老臣”的淘汰都会加速。
各俱乐部培养后备力量就成为它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用不着足协用行政命令和法规的形式去要求了。足球运动内部形成的机制应该拒绝竞争本身之外的东西，机制没能很科学地建立，任何规定和干预都不能使俱乐部自身自下而上出发起作用，到头来还是你规定你的我干我的，两下最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为了升级而升级为了保组而保组，与足球的整体上升没有大大的干系。
赛制的确定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仅就这个扩军问题就有相当的意义。很多事情都会由于其中一件事情出了问题而产生连锁反应，我上述的想法只是想说明赛事本身的多寡甚至就涉及了足球整体水平的升降。足球恰恰是由诸多具体构成整体，有时候，看上去最简单的部分就具备了最根本或最有价值的整体意义。
我不知道中国足协，98赛季开始的战略布局是否有明确的意图，但这种开局本身就已经给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只是仅仅关照了甲A，对甲B还没能从战略上做出好的布置。甲A不是独立存在于中国足球中，它的发展甚至要取决于甲B的发展。也就是说乙级队是甲B的基础，我们现在所作的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事情。甲A无论怎样热情，缺乏了甲B乙级丙级的支持都是虚假繁荣，都是缺少了内在活力的联赛，对中国足球的真正提高肯定事倍功半。
在'97赛季的甲B联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两支球队都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力的球队，而升上甲A的球队中都是以老将担纲的球队。沈阳海狮和广州松日或许是个例外，但沈阳海狮的中坚力量是朝鲜的三名外援和老将李强，松日则是老将高洪波、李红兵和俄罗斯外援拉德。深圳平安是由一些老将打天下，进了甲A之后要大换血，否则，董礼强，傅博这些老将根本打不了日趋激烈的甲A。如果甲B的赛事也多起来，这些老将就在自然淘汰之列，平安也就必须考虑新人的培养，至少不会让朱波也上场充数了。天津万科和火车头是真正意义的甲B球队，但在这种数量很少的比赛中他们既得不到更多的锻炼也显示不出年轻的优势，他们只能看着老球员升入甲A再重新回来打甲B，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前途随着球队的命运变得没有指望。如果甲B球员一年打上三十几场联赛，情况肯定就大不相同。
年轻球员得到提高的机会就多起来，实践会使他们加速赶超的速度；而老球员要想保持优势，就必须学会保养自己的身体，保持自己的状态；俱乐部也会一方面加大对培养年轻球员的投入，一方面也会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良性循环就会在频繁的赛事中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也才能够建立起来。
一年一度的足协杯都采取和国际惯例接轨的赛制，但我们还没能把这项赛事纳入到正规化的竞争中去。由于人们对它的热情不高，由于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