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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酋踢了5：1，那大约是最大的比分差距了，'90世界杯再没有过这么大的输赢。在1997年，贝肯鲍尔来了一趟中国，他不是来踢球也不是当教练，他是作为一个作者替自己的中文版自传做宣传的。据说他给中国同行提了一些建议，但估计也都是泛泛而谈。亚洲足球留给他印象的大约只是韩国，对中国足球，足球皇帝肯定真的如同皇帝那样高高在上，他坐在金銮殿上，不可能知道瓦房店有个王屯。
在他的那本书里，贝肯鲍尔为中文版的《半世球魂》写了一篇“致中国读者”：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将首次在亚洲举行。真的，应该是时候了：世界杯足球赛不能总是在欧洲、南美和北美举行，因为世界对足球的钟爱（其中也包括亚洲人的钟爱）越来越深，足球对世界的意义越来越大。
历史地看，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地与世界杯冠军获得者之间，显然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1958年，一代球王贝利首次亮相的巴西队在瑞典赢得了世界杯冠军。此后，只有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得到过足球世界冠军的桂冠。这顶桂冠始终都留在了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洲。
2002年，亚洲会不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球队呢？
也许，还没到时候，为时有点过早。这是因为，足球在亚洲还太年轻，其他国家的足球水平还领先于亚洲。但这种优势是可以赶上的……贝肯鲍尔告诉了亚洲人有关世界杯的简单规律：“这顶桂冠始终都留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所在的洲。”2002年，日本和韩国以它们胜过非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第十七届世界杯的主办权，但这一次世界杯的规律要改变了，亚洲人无论如何不能把世界杯留在东京或者汉城。这或许是世界杯历史重新改写的唯一地点，也是亚洲人追逐欧美足球强国的真正开始，2002年应该是中国和亚洲知耻而后勇的真正开始。
当印度人跟着英国人玩足球的时候，亚洲的其他国家还不知道足球为何物。据说中国的旅顺口很早就有人玩足球，于是新中国之后的足球一直是大连称雄。日本人踢足球肯定比朝鲜人要早，但日本人受美国文明影响太深，他们更热心于棒球。日本的棒球明星一直比足球明星更让人崇拜，三浦知良被日本人捧在掌上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西亚人更晚，他们玩足球是在沙漠里喷出石油之后，有了钱的西亚皇族看见了足球。英法势力在中东的时代，中东的阿拉伯人顾不上玩足球，他们一年到头忙于部族战争，然后又忙着和犹太人打仗。随着法英退出美苏介入，中东的足球依旧没有机会形成气候。中东足球真正在亚洲占据一席之地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恰恰是后起之秀的沙特阿拉伯给亚洲赢得了最了不起的荣誉，'94世界杯胜摩洛哥胜比利时对荷兰先赢后输，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第二轮。其中奥维兰攻入比利时的那个球比起马拉多纳也毫不逊色，他后场发动，一直扑向比利时禁区，长驱将近六十米，晃过五名防守球员最后铲射入网。沙特人使世界足坛看见了亚洲的进步，因此英格兰人想起了和中国人热身，结果一场下来，英格兰人走动着踢球，光凭三转两递就灌了对手二个球。韩国在亚洲始终占据着头把交椅，但他们连续参加三次世界杯赛居然还没有赢过一场球。沙特人赢了，但与比利时人的轻敌不无关系，而且，沙特的战术风格一旦没了对手的逼迫，往往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善于玩脚法的比利时队偏偏不拿沙特人当回事，松松垮垮玩技术，结果被奥维兰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亚洲足球和世界足球之间就如同韩国人与世界杯，沙特人与比利时：你认真了，我就没戏，你拿我不当回事，我还真能让你翻船。
这是很尴尬的角色。如果国际足联单纯从强到弱取舍，亚洲足球有一百个理由被关在世界杯决赛圈之外。但国际足联致力于普及这项运动，才给了亚洲固定的名额。可以这样讲，名额少，也就争夺激烈从而促进了亚洲足球的发展；正因为名额有限，它包含的荣誉也就更高，从另一个方面也刺激了亚洲各国的竞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足联做出了智慧的决策，它因此把亚洲足球纳入了世界足球的发展轨迹。
亚洲足球就是在这种带有羞辱性的给予中奋力拼杀，认定自己只要有朝一日在世界杯赛场上证明自己的不可轻视，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名额。就像非洲，由于'90世界杯的喀麦隆，'94世界杯的尼日利亚而使国际足联不得不把第五个出线权交给他们。
但足球水平的提高不单纯是你在世界杯赛中的某一个好成绩，更不是一种数字统计和时间纪元。亚洲足球的落后缘起于这项运动还没能构成完整的系统的工程，它还没有像欧美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没能像非洲那样提高到政治的国家的地位上去，足球对于亚洲还是刚刚被接受的稀有动物，还只是世界潮流带动下的一种新鲜和时髦。亚洲人和亚洲足球人对足球还缺乏欧美人的那种深入的波及全社会生活的全面理解，还不具备把足球和整体文明统一在一起的能力。也就是说，亚洲足球和世界足球尚存在着隔阂，这种隔阂不单纯来源于它的对抗性，更来源于某种历史文明的差别。完全可以这样讲，现存的体育运动中大多数集体对抗项目都源于欧洲，这和整个欧洲的社会发展规律相对应，而现代欧洲的发展模式更强化了合作共生的原则。人们在现实生存中早就习惯了在整体中表现个人的方式，足球运动只不过是这种生存方式在竞技体育中的特殊表现。美洲人尚不能完美解决个人与整体的关系，这就使得个人技术出众时拉美人不能在足球场上取得理想的战绩。非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而它们空有一大批在欧洲足坛上可以威震四方的球员，却不能在世界杯赛场上克敌制胜。他们可以打几场好球，但到关键时刻却总要输在整体协调更加出色的欧洲球队身上。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很聪明地理会了欧洲足球的深层奥秘，这得益于他们的教练和球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欧洲足球环境中来。巴西是最成功的学习者，他们最起码懂得集体主义在足球比赛中的重要性，加之巴西从不缺少天才球员，他们只需要把天才融进集体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但一个巴西和一个阿根廷不能挽救整个美洲，欧洲足球不可避免地要在足球世界中扮演主角。而亚洲的问题要比美洲非洲严重得多。
日本一直是集体主义精神至上的民族，但他们效法的却是自由主义至上的美洲足球。如果能协调好两者的矛盾，日本无疑将成为亚洲足球率先抗衡欧洲的后起之秀。问题是西方文明并没有完全吞食日本的古老传统，而日本的传统又在世界文明的冲击下逐步丢失，这种民族精神的痛苦肯定要在足球身上得到同样的反射。在比赛中，日本球员要么让集体湮没个人，要么使个人游离于整体；他们一方面在欧洲思维的影响下注意自己的理智，一方面又受美洲足球的浪漫和自由的蛊惑，时而精密而如同战车，时而松散如一群游勇。日本足球因经济的强大而获得了更多的向欧美学习的机会，但也因此而自大妄为。日本的足球迅速兴起得益于它的巨额投入，它的虚假繁荣受害于不能分析自我。一旦日本人能解决好自己的定位，就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真实的进展。但足球并不就是经济也不是文化，这一届韩国队保留了自己的拼命劲头，但更有了冷静的整体战术，他们不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死拼，而是针对不同风格的对手制定出不同的战术打法。有以攻为主的，有以守为主的；有打开局的，有打结局的；有力争的，也有放弃的。每场球打下去，都给人以新鲜的感受。韩国足球的深层次上的进步肯定不是日本联赛的火爆所能抵消的，正相反，韩国已经学会把欧洲足球纳入自己的民族性格中，他们只是保留和强调了自己最独特的精神支点：死也要死在球场。我们还记得亚洲杯赛伊朗人6：2大胜韩国队的那场球，比赛还有一段时间，主教练已经泪流满面。或许正是这个失败，使韩国人第一次最清楚地意识到只凭精神是不够的。新一代足球人车范根或许正是从前任的失败中得到了革命的契机，车范根成了韩国足球第一个以理性精神统帅球队指挥比赛的人，这标志着韩国足球飞跃的真正开端。
西亚足球和日本、韩国的发展完全不同，这是完全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足球，这使得西亚足球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成为亚洲的代表势力，但同时也暗示了西亚足球不会有更好的前途。西亚人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看重民族和国家的尊卑荣辱，但它看重胜负对王室的面子，因而西亚足球还不能真正成为贫民运动，它只是王室家庭中的某种玩物。它可以花数不清的钱请最好的教练，花数不清的钱建设最好的设施，但它们却不能让每一个球员树立起刻苦和奉献的精神。西亚球员和西亚足球一样都是用美元培育出来的，过分富有和过分贫困都会摧毁人的意志，而享乐和刻苦总是不相容的东西，西亚人的暴发户历史决定了这个世界正培养着一群不劳而获的人。这种特殊的发展史注定了西亚人要一天天失去人的自然属性，而足球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自然属性在现代生活中得以保存的有限机遇，它对人的极限具有特殊的挑战性。过分安逸和奢华的生活对西亚人来说理所应当，踢球只不过是很刺激的游戏。这种思路会帮助西亚人踢出很美妙的巴西足球，但不能促使西亚人像巴西人那样把足球当成生活和生命。西亚人认准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但他们忘记了球是人踢的。自上而下的足球运动使西亚足球比东亚人更早地接受了先进的足球思想，但却一直不能帮助西亚足球得到质的飞跃。很简单的原因，西亚公众还不能把足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运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