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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中国，马上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足球。我们学巴西、学德国、学英格兰、学匈牙利、学俄罗斯，但最终没能把任何一个学成。从这方面看我们并不着重“中国特殊国情”，似乎我们的国情适合任何一种足球又对任何足球都不适合。我们派出了一支“健力宝”，在巴西折腾了好几年，结果一比赛就显示了它的不堪一击；我们还派了一支国家青年队去德国和俄罗斯临阵磨枪，结果东亚运动会上让韩国人灌了一个0：7。
如今又要重新挑选少年先锋再去南美和欧洲，看样子并不看重“特殊国情”，我们只是在引进时才看重中国国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走出去”只会给中国带来好处，而“请进来”则会直接威胁中国足球平庸之材的生计？“走出去”可以有人享受肥缺，“请进来”则有人要丢掉饭碗。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国情”才只在“请进来”的问题上生效，而“走出去”就没有了效力。我说中国足球人彻头彻尾强奸了“中国特殊国情”，就是源于对这种特殊现象的存在。我得不出更好的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并不复杂，穿过冠冕堂皇的说辞你一下子就能看见现实利益的作用。其实中国足球到今天依然在“学习”上左顾右盼，一直用“特殊国情”排斥引进，传统观念只是起了一个引发国人排外情绪的作用，最直接的力量是来自于中国足球人自身的职业危机。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足球不能飞速前行的人为障碍，也不难找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按生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按竞技体育的普遍规律办事：适者生存，强者生存，优胜劣汰。
如此简单的问题，但真正要去解决却难上加难。一种民族的和历史的沉积又会在新的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很容易掩盖住那些低劣的品质而冠之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和“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去做”。
24 走出去和请进来
如果“中国特殊国情”在足球领域里不去计较政治色彩，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分析自身的生理特点，从而找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进而知道我们更适合于向哪种足球靠拢，或南美、或欧洲，或者什么都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踢什么样的足球。在这种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学什么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收获，学什么最终还是一无所成。很简单的原因，一个不知道自己缺什么有什么适合什么的人不可能理解老师的意图，照葫芦画瓢不会使一个平庸和昏头昏脑的人成为天才艺术家。中国有句古话“学然后知不足”，也只是告诉后人有了学问的人进一步学习之后才更知道自己的缺陷，它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善于学习并且能知道自己的不足。竞技体育和一般意义的读书学习尚有不同，它首先要求先天的身体条件，也就是说作为一项竞技运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一个人的生理身体心理有特别之处，否则无论多么顽强多么刻苦都无济于事。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找到自身种族的特点，只有在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之上去寻找模式，才有可能学到适合自己的足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才格外看重和重新注释足球革命中的“特殊国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才肯定说“引进来”比“走出去”更能加速我们的寻找，更能事半功倍地了却心愿。
“走出去”只是送出有限的一些学生，而这些学生又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基础的孩子，他们只有感受力而缺乏分析力，他们没有把经验变成理论的能力，回到国内时间一长，又会重新消解到大的足球环境中。
“健力宝”的四名年轻人初进国家队时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很快就无法区别于在国内足球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球员了，刚刚学到一点南美技术很快磨光了，反倒不伦不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每次世界大赛中国足协也组织一些教练走出去，但我以为这种走出去名义是学足球，实际是旅游观光，只有傻子才相信看几场世界杯赛，到哪家足协参观一番就真的学到了真本事。这种走出去都是多花钱少办事和撞大运，于中国足球的长远利益没有好处。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根本不同是前者把高手请进来当老师，一个老师可以教导我们一大群学生，在经济上也比“走出去”划算。比如说施拉普纳，虽然带国家队不称职，但他的管理手法和其他如恢复手段、营养调配等等还是对中国足球传统模式构成了冲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施拉普纳一个人就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是观念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他的作用是花了几百万美元的“健力宝”无法想象的。西亚足球原是一片沙漠，但西亚人不输出只引进，虽然有点偏执，但引进高水平教练的成果是西亚足球的突飞猛进。事实上，职业联赛以来我们一直没能给外籍教练创造出自由的环境，对外籍教练的要求往往超出了学生能接受知识取得学位的能力。在这种时候我们不怪自己低能，反倒责怪老师不适应中国国情，我们总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让高的适应低的，让好的迁就坏的。从维尔纳的下野到浦东乌拉圭人的愤而辞职再到斯托依科夫伤神上海滩，都是这种有悖于常规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非要强调“特殊国情”，那只能是我们自己太不争气太没有进取心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生努力适应老师，前提是老师告诉我们的都是先进的东西，而外籍教练大都是来自足球发达地区，他们的执教思想基本上都是领先的。我们因自身的愚顽不能领会却偏偏指责人家不行，这就有些无知造成的盲目自信和自尊。至于思想和灵魂方面的工作，有中国助手去做，没有道理要求外人去做，这才是国情需要的不同分工，我们只学习老外的足球思想和技战术就行。我们的目的是学到好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养分，目的是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足球方式，目的一旦明确，该采取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不难把握。因此说请进来不容易丧失自己的特质，而让孩子们走出去却很难保证不培养不伦不类的足球人。一个民族的独特内涵有先天的排他性，在自身的修养尚未达到较高境界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气氛中虽然容易感染外族的东西，但这些感染很快又会在本民族的大环境里被排斥，因为孩子们更多地学会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足球方式。“健力宝”的孩子们出国留学的成果也不是巴西的足球方式，他们只是学到了一些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见的动作，但在正式的大型比赛中，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中国足球：动作僵硬、视野狭窄、战术死板，心理紧张，和成年的中国国家队毫无两样，其中入选了国家队的成年队的四名选手则更是没了丝毫巴西味，整个是退化了的中国式踢法。唐鹏举的中青队也不能学到德国人的精髓，一旦遇到了硬朗的韩国人，不是0：3就是0：7。“走出去”貌似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揠苗助长急功近利，对打好中国足球的基础没有根本的好处。我们肯定学到一点东西，但比起请进来所能得到的效益，显然要差得多。
据说拉德先生在中国一事无成，他办起了足球学校，如果有这样一批外国能人帮我们做这些工作，肯定比请外国人当国家队主帅更有历史意义。国内球员能力差主要是从少年时代就没有接受过高人指引，他们学习自己的师傅，而这些师傅本身就是平庸之辈，倾其所有教出的徒弟也当然不能摆脱平庸。举个例子，四川全兴的主教练余东风的执教水平之低有目共睹，他也知道这一点，于是想退下去带二线甚至三线球员，乍听上去觉得余东风不为名不为利一心要为足球事业培养后备人材，殊不知余东风此举只能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他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可想而知。要培养足球人材，只能选拔那些高水平的教练才是上策，而我们却往往把一些被高水平竞争淘汰掉的末流教练安排去带青少年球队，这实在是本末倒置。正因为如此，本届八运会才只见拼抢和奔跑而不见技术意识出众的小伙子出现。各个城市俱乐部的二三线球队教练，为人所知的高手凤毛麟角，如今只有高丰文、李应发、苏永舜、刘敏新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帅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而苏指导大约只是个虚名，他的大部分精力是经商或者评球。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就可以把国外一批退休的高水平教练请进来给我们的教练做教练，给我们的足球学校做校长，这种收获肯定比送出十支“健力宝”还大。
当然，如果能派出一千个足球少年出国学习，这种量的积累就可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每年有千，很自然足球人才都可能是留洋博士，也就不必在意国情的条件了。但谁都知道这属于天方夜谭，我们没办法做到。即便真的能办到，国内教练的低水平仍旧会毁了这些少年。除非把中国教练也都派到国外去，这当然更是痴人说梦了。
“请进来”和“走出去”虽然都是改革开放，但在中国的足球现实中，“请进来”无疑是更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方略。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之后，中国足协如不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面临下一届世界杯仍旧铩羽的窘境，中国足球就真的有愧于中国飞速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的大局了，更有愧于球员的拼争和亿万中国足球迷的付出了。
足球在亚洲的进步留给中国追赶超越的时间已经很少，机会也只是四年才出现一回，每一次犹豫和耽搁都意昧着一代球员的运动生命的完结。中国足协务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切不可再一度玩忽职守得过且过推诿责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此下去，将落得一世骂名钉到中国足球的耻辱柱上了。
25 1997年10月17日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
伊朗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