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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引进施拉普纳，也不致于戚务生赶鸭子上架把国家队糟蹋成如今这副模样。恰好那一天有许多从大连赶到北京的球迷，成都的、襄樊的、重庆的、武汉的，差不多都很激动，都在说要好好学习欧美足球，一定要引进高水平外援。北京国安队的领队还说外援给国安带来许多好东西，中国的年轻球员憋足了劲要赶超外援。杨群还说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球员也会成为别的国家的外援。黄健翔说外援虽然挣得钱多些，但他们给中国球市带来的收益更大；国安的球员要拿工资，还要养老金和住房，相比之下，不能就说钱让外援赚了。毕熙东说挣钱多少有个生活起点问题，外国球员的生活起点高些，我们看他在中国挣得多，但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就不算多。
但反对请外援的人最终还是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看看，一下子又把事情扯到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上去了。没有谁把外国人看成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我们只是因为落后才去学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不过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然后才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中国足球的发展最终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当然要自己救自己了。
22 学学日本抓住我们的机遇
在中国足球的现实中，从根本上改变观念肯定至关重要，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和快，中国足球就能早一些和世界足球的潮流汇合，否则我们肯定要越追越远。
我们的近邻日本是世界上民族意识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战后的日本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一个以“大和民族”为世界中心的国家成了一个最善于学习的国家，也成了最能吸纳外人精华的国家，在这种新的国民精神指导下的日本很快就发展成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如今的日本的确又重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足球方面它也不甘居于亚洲中流，它照葫芦画瓢，还是引进。它希望引进能带来自身的进步，日本人花了数不清的钱请了法尔考、济科、布赫瓦尔德、莱因克尔、斯基拉奇、劳德鲁普、斯托依科维奇，还请了奥夫特、温格一大堆大球星和外国教练。短短几年，日本就一跃成为亚洲的强队，谁碰到它都难说不是生死之战。日本足球如今只欠缺一份大赛的经验，一旦这个方面有所补充，它肯定将是老牌亚洲强队夜不能寐的心腹大患。
不说日本，我们的周边国家都在这么干，其中不乏那些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越南就请了德国人。
其他亚洲足球强国也这么干，沙特、科威特、韩国，只有几个不肯改革开放的国家才拒绝外籍教头，比如说伊拉克。足球发达国家也并不只相信本土教练和球员，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格兰、荷兰，这都是传统的足球强国，但他们依旧把足球搁在传统中，把交流和引进看得格外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比你差的比你强的都这么干，你凭什么就要“自力更生”呢？这种近视的爱国主义实在有害，它最终只能导致我们越发落后越发挨打。
'98世界杯外围赛是又一个历史契机，中国队出线与否又会给新问题留下两个答案。如果我们能全面客观地评估自己，中国队出线与否都不能表明中国足球在世界上有了一争高下的实力。我们必须坚定自己的方针和策略，加大引进的力度，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队，只有全面引进，我们的足球思想才会有质的飞跃。和王健林的会面很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正是王健林对引进外籍教练方面有十分坚决的态度，我才敢讲大连万达有可能给中国足球做出新的贡献。上海人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这或许是上海一直处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前沿的缘故。上海人在引进外援方面做得坚决，从斯托依科夫下课到安杰依登台，申花俱乐部彻底打消了本土教练重执申花帅印的念头，申花等于向足坛宣告：一定要在这方面干到底，甚至可以置申花的现实战绩于不顾。上海不仅仅是申花，其他的几个俱乐部也采取了相同的方略，豫园、浦东都是外籍教练，而且上海舆论和球迷也都表达了他们的支持。遗憾的是其他俱乐部缺少这种革命的环境，他们还是满足于在自己现有的资源下折腾。比如说辽宁队，下了杨玉敏上李树斌，下了王洪礼上杨玉敏，下了杨玉敏上王洪礼；比如说广东队，下了岳永荣上陈亦明，下了陈亦明上郭亿军，下了郭亿军上岳永荣；越是足球历史悠久的地区，这种闭关自守越严重。他们总是在内部换来换去，还是一些老面孔老方式老打法老思想，就是不肯放下架子请外人。在这种地区，他们一直认定“我们有中国最多最好的人才”。这种想法或许不错，但他们就是不愿正视中国足球整体落后的事实，就是不肯屈尊求教于天外之天人外之人。
从全国十几支甲A、十几支甲B的实际情况看，我们面对着相当顽固的守旧势力，这种传统势力并不那么容易就让出地盘，学习和引进只是在有限的几个俱乐部里行得通，大部分俱乐部还认定“中国国情”比足球规律更能决定一切。我们的大部分中国教练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愿有外藉教练带球队，中国助手起到的作用大部分都是消极的，虽然没有谁傻到公开做梗，但暗中拆台的事屡干不爽。从施拉普纳到维尔纳再到浦东的乌拉圭人，都是在莫名其妙中就卷了铺盖，外籍教练的直来直去在中国助手的太极神功面前很快就一败涂地。我敢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中国教练没有真的为球队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中国足球的大计着想，在现实的个人利益面前，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事业信念只是一堆骗人的空话。
23 关于“特殊国情”
自从中国因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创造了“特殊国情”这一政治词汇之后，许多事情一旦遇到冲突便使用它来解释。随着改革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展，“中国特殊国情”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在足球界，这个概念不带积极意义，它成了向外界学习的一个障碍。俱乐部不能向国外看齐，是因为“特殊国情”；引进外籍教练不成功，是因为“特殊国情”；球员市场混乱，是因为“特殊国情”；反正一旦出现了问题，一句“特殊国情”就遮掩了一切，仿佛“特殊国情”是一个万能的借口，而使用这个借口的足球人几乎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扭曲了“特殊国情”的积极意义，把它变成了保护自己既得利益、不思进取的理论武装。
对足球来说，它虽然因民族特质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但足球本身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变更。对于同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来说，他们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一起构成了美洲足球，它和本世纪九十年代才为人注意的美国足球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战术模式。美国足球更趋同于欧洲，而欧洲足球虽然有拉丁派和力量派，但整体上又区别了美洲。作为一项体育项目，欧洲的强大足以影响世界足球的发展，往往哪一种足球率先进入哪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足球就染上了闯入者的色彩。比如说非洲足球，它们都和法国式的足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足球既有很好的技术同时也有更强烈的侵略性，这肯定和非洲人先天的生理特点有关，如果说足球受“特殊国情”的制约，往往在这些方面才显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球员的先天生理条件的不同才是真正意义的“特殊国情”，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适合于踢哪一种足球。欧洲人的生理特点和非洲人、美洲人都不相同，他们只能使强壮和战术结合得更好才有可能抗衡美洲人的灵巧和柔韧。欧美近百年来一直难分高下，都是因为一直看重自己的“特殊国情”，各有长处又各有短处，谁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对方的长处，谁学得更快更好，谁就会抢占先机。94年美国世界杯赛巴西人能杀出欧洲人的包围夺取冠军，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加强了战术方面的革命，他们学到了欧洲足球的理性精神，放弃了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表演性踢法，它更像一支欧洲拉丁派球队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巴西足球。哥伦比亚人不信邪，它死抱往南美传统不放，其结果是每场比赛都能很长时间地戏弄对手，但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时机一蹴而死。
对亚洲足球来说，近几十年来也正因为师承不同的足球传统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西亚国家还有东亚的日本，他们都把南美足球作为自己的榜样。对西亚的球队来说，他们学巴西学阿根廷似乎更合适些，阿拉伯人的身体条件似乎天生与南美足球有缘分，也正因为如此，西亚足球才有可能在94年世界杯中闯入十六强。日本人学巴西有些勉强，虽然他们也努力像巴西人那样跳桑巴舞，但总是跳得很僵硬。我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更适合南美人的那种奔放和无拘无束，但他的战绩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成功。同是西亚人，伊朗的足球却染上了欧洲的色彩，这是一种更崇尚力量和战术的球风，肯定是伊朗人的身体条件更适合于接近欧洲，因此伊朗足球在亚洲一直是很可怕的力量，如果不是战争不断破坏了伊朗人对足球的注意力，这支球队完全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和欧洲的任何一支球队杀个天昏地暗。韩国做事肯定要区别于日本人，他们老早就瞄上了欧洲，早年有车范根独闯西德，后来又有金铸成踢德国甲级联赛，这或许是德国式足球在韩国人心中扎根的潜在因素。韩国人讲纪律重体力热心于战术设计，这使他们能连续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虽然至今尚无胜绩，但毕竟一届比一届踢得更好，它还差一点逆转了老师傅德国队。克林斯曼赛后心有余悸，对韩国人的顽强和努力惊叹不已。
轮到中国，马上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足球。我们学巴西、学德国、学英格兰、学匈牙利、学俄罗斯，但最终没能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