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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请求换人了，可一想到大伙早说好的，怎么也得挺住。我一拐一拐朝前跑，回头一看徐弘在那咧着嘴笑我呢。这简直就跟在大连队打联赛一样啦。”我一直为徐弘这两年的退步惋惜，一直为他不能成为比贾秀全更有用的自由人生气，但这场球让我对徐弘重树信心。一场比赛，心理和精神往往比技术水平更有决定性，徐弘能对着张恩华的瘸腿咧嘴笑开，对张恩华的作用超过了止痛药，张恩华就在打联赛的联想下坚持了九十分钟而且攻人了神奇的一球。在这种比赛中能笑出来的球员真的不多，在中国球员中尤其不多，徐弘的笑肯定不是发自内心，更多的是出于策略，他肯定比张恩华更焦急，但徐弘了解自己的队友，他的笑果然安定了张恩华也安定了中国的后防。
比赛结束了，人们都不肯离开看台，大家一遍一遍跟着广播唱夸奖祖国的歌曲，一遍一遍乱叫嗷嗷嗷。这时候天上的雨也适时而住，空气中有一闪一闪的水星。几万球迷都站在看台上唱完了喊喊过了再唱。有一个瞬间，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看着空旷的场地又看着灯光下边的看台，一切都像影片中的放慢镜头缓缓掠过。一种不能诉说的悲伤一下子冲进心里，我几乎就要大声哭了。我使劲忍伎，然后拉起小暑，和建法一同离开看台。此后我就很少说话，一直到车进大连，心情才放松起来。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难过，就如同受了伤害受了委屈似的，但没有很满意的答案。我想一定有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感受，他也肯定说不十分清楚。
不管怎样，赢球总比输球好，我们尤其需要赢球。
13 自我迷失的历史
苏永舜以后，中国足球进入自我迷失的时期。但由于那个时期的亚洲足坛还没有很明显的进步，因而中国足球还不能看见落后的迹象。几支亚洲强队在世界杯赛中的糟糕表演一方面让亚洲足球蒙羞，但也让中国足球人很不服气，他们甚至认为中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不会像科威特和新西兰那样丢人。东亚足球当时和中国队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球队只有朝鲜和韩国，我们和朝鲜是友邦，因此把韩国一直称南朝鲜。朝鲜队败在了苏永舜脚下，而日本队当时还只是小菜一碟。接踵而来的1985年是中国足球滑坡的转折点，曾雪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5月19日成了中国足球最灰暗的日子。那一天我也坐在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比赛结束之后的沉寂无声许多年来一直是我回忆的死角，我只能记得灯光下千万条银亮的雨线直挂而下。后来发生的球迷骚乱我没有印象，比赛之后我很麻木地挤出人群，一个人沿着空旷的街道慢慢地走，回到宾馆大约已经是凌晨。我甚至还不能记起当时住在哪一家宾馆，更大的可能是一家招待所，还可能是一家地下招待所，是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地下招待所呢？实在记不清了。我肯定是想忘掉5月19日发生的事，我想十几年来我接近了成功，我始终不能清晰回想更多的事情。
15 新时代和旧观念的冲突
十几年过去了，这是一段并不漫长却变化飞快的时间。中国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房门，外面的空气突然间涌进了这间封闭许久的屋子，许多东西都风化或者潮解了，人们在无意有意之间就开始追赶外面世界的精彩，但更多的人体验到的却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足球是个例外。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的最大冲击首先是金钱，职业化并没有绘足球运动水平带来飞跃，但却给足球运动员创造了暴富的机会。这是一种并不让人意外的结果，每个足球小国都不免要走同样的道路。我们的近邻日本更加典型，球星的收入让人瞠目，但足球水平的上升却落在钱的后面。中国足坛的虚假繁荣和日本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水平比日本的起点要低。
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悄地变更。把爱国爱党爱人民接在嘴上的肯定不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爱国爱党爱人民就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中，多余的教诲只会给沉重的生活带去更大的负担。严格讲，体育在这种时代是人们精神生活中唯一可以放松的领域，而足球作为一项集体运动又最容易唤起群体热情。现代生活疏离了人们的联系，人们正越来越走向单独的世界，足球恰逢其时成了陌生人之间交流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几乎成了中国人现代生活中唯一可以观看的运动，球星的表演和球队的胜利是平凡人月常生活中的调味剂，也是人们忘却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的缓解剂。
这便是当今中国足球运动的背景，也是当今世界足球运动的背景。
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精神内容理所当然不会停滞于年维泗、苏永舜时代，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利益、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荣誉，毫无疑问成了足球人生活中最高的目标，而成功产生的附加效果才是政治宣传所提示的东西。
在新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球员很难理解咬破手指表决心的前辈，面许多前辈也看不惯年轻人的行为举止，他们经常是叹息“一代不如一代”。事实上新一代球员并不那么坏，他们只不过顺应了时代的价值观而已。当然，我们处在一个新旧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古典的和现代的、传统的和创新的、保守的和革命的都正在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许多事情一样，中国的足球也要在这种冲突中付出代价。
比如说这一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国球员是在新闻媒体上才学到了“世纪末最后一次冲击”这样的词汇，而足球官员更是挖空心思要把'98世界杯外围赛加上特殊的含义。对于球员来说，每一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都是重大的比赛，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更是难得的自我表现的机会。当外围赛加上“世纪末的最后冲击”，又加上“几代人的梦想”之类的东西时，球员突然间就成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他们的胜负已经暗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对于欧洲职业球员来说，这些压力他们很容易承受，因为这些职业球员弄懂了个人荣誉和国家荣誉之间的联系，他们只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可以交账了。而刚刚进入职业化的中国球员很少有人能像苏永舜时代那样单纯，他们也会“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他们的不幸在于日常生活塞给了他们更多的东西，而所有的东西还不能教给他们把如此严重的大论题化于无形，他们只能带着自己并不十分理想的思想去参加比赛，所谓心理负担也因此不能摆脱，正常发挥也不可能，更难说超水平发挥了。
这说明我们的思想工作方式已经落后于日常生活，我们习惯于“放之四海而皆准”式的工作方法。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己已经不十分自信，却硬着头皮去唬别人，当然只能产生相反的心理效应。比赛打不出水平，往往也和球员的逆反心理有关，这便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可悲的是我们依旧死抱着不放，国家队的领队似乎还只是球队的“政治委员”，他的能耐就是喊号子叫政治，就是监督球员的思想，就是动不动说这个意事品质差，那个作风不顽强，起的作用总是相反，无形中和球员演化成一种对立关系，球队的战斗力当然得不到有效的发霉，学会在新的体育观念中把握人的心理是足球界上层的新课题，但你根本不能指望已经形成了固定思想价值体系的遗老遗少会有所进步，这是一些注定要成为中国足球发展障碍的人，只能寄希望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大浪淘沙。
16 中国球员的进步
现代体育伴随着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正一天天演变成单个人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个人显示能力的一种特殊方式。足球作为一项集体项目有它相对的区别，它是把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的群体对抗，但关键仍旧取决于单人发挥程度，每个人都有了很好的发挥，一支球队便显示出群体的合力。现代体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个人荣誉和个人尊严，在赛场上每一个球员与其说是为集体的胜利而战，莫不如说为个人的荣誉和尊严拼争。中国球迷都记得'97赛季上海申花客场战国安的场面，雄霸一时的申花被国安的外援摧残得枝叶凋零，1：9的比分不仅是上海队有史以来的输球之最，在中国的联赛上也前所未有。范志毅在赛场上就已经泪流满面了，此后许多天范志毅面对摄像机仍然不能克制泪水，他只是哺哺着：“太丢人了，太丢人了……”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外围赛中国首战伊朗失利，次战卡塔尔幸运战平，中国队只剩下半口气可喘，如果再输给沙特阿拉伯就等于吐出最后一口气了，即便打平也相当于死掉了。中国球员自己和自己说：“再这么打，别说对不起别人，连自己也对不起了。”我想这两个例子已经足够了。
“丢人”、“对不起自己”，其实正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在竞技体育中的一种朴素的表达。上海申花输得如此难看，范志毅最伤心的是作为一个球员个人“太丢人了”，这是对自己的个人尊严被伤害的本能反应，有了这种反应的球员，才不会把输球看成是大家的事。相反，他理解为是一种个人的失败。就像孙继海，在联赛中球队该赢的比赛没赢，别人虽有遗憾，但毕竟没哭，而孙继海却一边退场一边就哭了。他的教练喜欢孙继海争胜好强，但他根本没能看到一个新型球员对尊严和荣誉的重视，孙继海其实也把胜负看成是个人的事情，因而球队的胜败荣辱就是个人的胜败荣辱。我们的教练员们还只会使用自己的经验，他们的个人修养还没有能力总结那些经验和扬弃经验。
国家队的出师不利刺激了年轻人的自尊心，他们突然悟出了最直接的道理：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踢球，国家队踢不好事实上是自己踢不好，受伤的首先是自己的心。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国家队球员，才会想到大家聚拢到一起研究战术，才会把什么“跨世纪”“本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