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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上很无语地发现：加不到油了。高速公路边的简易加油站，很多都关门了。难得遇到几个开门营业的，都排着老长的队，凑上去一问，每辆车只能加10公升油。我们那车是个“油老虎”，10公升油简直不够它咂巴嘴的。没办法，只能走一段，排长队，加10公升；再走一段，再排队，再加10公升。
很多外国人在排队之列，也有西装笔挺的伊拉克富人，堆着大包小包的汽车排成长龙，行李甚至拴到了车顶，流露出一种逃难的窘态。人们沉默不语，只想快点离开这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
就这样走走停停，没几辆车的高速公路，800公里的总路程，我们走了8个多小时。在19日凌晨5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约伊边境口岸，看见了我们大使馆的三辆车。张维秋大使坐在车里，眼里布满血丝。
“终于把你们给等到了！”张维秋大使神情疲惫，见到我们如释重负，“我接到国内的死命令，要在这里死守，一直等到你们出来。而且，我还接到指示，如果等不到你们，天一亮我们就返回巴格达去找，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把你们带出来。”
接着，他急切地说：“赶紧把你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我用一下。”我们把海事卫星架在车顶上，让张维秋大使给国内打了个电话，具体哪个部门不清楚，但他的声音非常急迫，说：“已经接到他们了，就在我身边，我们现在马上办手续，这就撤出伊拉克。”
虽然张维秋大使没有明说，但我也隐约猜到，他接到的指令或许不仅来自于外交部，而是来自于更高层。那天上午在约伊边境，我尝试了这么多次以来最通畅的一次出境，因为有外交官陪同，护照手续也很齐全，所以少了很多麻烦。
虽然十分惭愧与尴尬，但由于我之前都是拿护照在说事，所以在出境时，我还是很努力地把这个护照的故事讲完了。
我跟张维秋大使说，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护照弄回来的。准备撤离的头天晚上，我们把护照交给伊拉克雇员办签证，并让他帮忙准备些东西。结果，他在深夜回巴格达郊区的路上，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给拦住了，一检查，发现他身上有几本外国人的护照，还有一笔不少的现金，因此怀疑他的身份，伊拉克的军警、秘密机构就把他扣押了，关了一晚上。到了白天他拼命地搞证明、想办法找朋友来“捞”他。终于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交了罚款，还贿赂了警察，终于被放出来了。之后他直奔新闻中心工作的帐篷里找我们，我们才及时拿回了护照。
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二楼平台上，我正用海事卫星电话联系北京，身后是一个个用美元搭起的天价帐篷，显示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多国“新闻战争”正在进行。当时，在联合国的多年制裁下，伊拉克处于贫困状态之下，通讯设施也不发达。为了与北京联系方便，我们出发去伊拉克前，带了三台不受地域限制的海事卫星电话，但在入境时，被伊拉克方面以“莫须有”的理由扣押了两台，我们用仅剩的这一台海事卫星电话做新闻直播。
根据当时伊拉克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我已经向外交部的同胞、向台里所有领导同事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为了避免对报道组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也只能这样硬撑着，尽量把谎言合理化。
离开伊拉克，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同志把我们接到约旦首都安曼的大使馆院内。我们三个一夜未眠，眼皮子都在打架，但就是辗转反侧。我们心里还不能接受就这样无功而返。一想到我们只差一点点，就能在那个新闻的大战场一展身手，如今却只能隔岸相望，痛苦和不甘就在心里狠狠地拧着，仿佛要拧干最后一滴活力与希望。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嘴上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亲切，“我要严肃地批评你，同时也要谢谢你，我当外交官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在办公桌上接到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为你们打的，话里边的语气我就不跟你细说了。领导人下了死命令，我和张维秋大使要确保你们中央电视台最后几位记者撤出伊拉克。”
陈永龙大使温和的话语里，其实有雷霆万钧，让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后来我也听到了不少说法，从不同侧面确实印证了，当时有国家领导人专门过问了这件事。因为伊拉克战事一触即发，领导人就向使馆人员询问，在伊的记者怎么样了，当他得知还有三位央视记者，包括水均益，因为护照找不到还没撤出时，领导人当即表示，不行，坚决不行！
他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之前有过惨痛的损失，在美国轰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已经有三位记者失去了生命，还引发了中美之间很长时间的关系紧张。所以，出于种种考虑，领导人指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三名记者安全地带出来。因为当时伊拉克使馆的张维秋大使已经撤了，联系起来不方便，所以，领导人亲自联系了约旦使馆的陈永龙大使，交待这件事。
在约旦使馆，我们又遇上了一早抵达的新华社同事，老同事张兰华看到我，狡黠地笑着说：“你小子没玩成吧？玩砸了吧。”
大家是多年的老同事，又都是干记者这一行的，很多想法是心照不宣的。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我抬起眼，望着使馆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试图慢慢接受已经离开伊拉克的事实，但是心上那块石头却越压越重，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手边那本护照，正五味杂陈地躺在那里。
那次伊拉克报道，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除了在伊拉克的报道组外，中央电视台还在周边国家作了全方位部署。主力驻扎巴格达，以此为核心，在约旦、科威特、土耳其布兵策应。“兵力”调动频繁，央视在中东唯一的记者站埃及站，紧急调出了老大姐、懂阿拉伯语的记者梁玉珍，和年轻的摄像师刘茁野，增援约旦。另几路记者陆续赶到土耳其和科威特。央视的大军，对这场“新闻战”渐成合围之势。
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酒店，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陶冶和康锐，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也住在这里。“胜利会师”后，便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既然已经离开了巴格达，我们现在便只能在约旦监控伊拉克的态势，一旦战争爆发，第一时间从约旦发出报道。
当时，约伊边境已经出现小股的“难民潮”，不是那种战争打响后背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难的人群，而是之前我们一路上看见过的，那些外国侨民，以及伊拉克的达官贵人，其中还包括萨达姆政权里高官的家属，他们急迫地远离危险，一波一波朝着邻国约旦涌来。约旦方面压力骤增，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预先开始搭建了难民营，而后来在战争期间，这些地方的确也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难民。
尽管巴格达已成为我心头的伤，但是专业精神提醒我，要迅速调整位置，继续坚守这第二道火线，在约旦的采访要迅速开展起来。
杨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联系到了卫星线路，当时很多外国记者住在那里，所以酒店屋顶上也有许多电视服务机构搭建的平台。于是，我们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顶，继续开始约旦的现场连线报道。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儿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电视记者不像文字记者，可以不受技术条件的制约，电视报道必须要有画面，要有卫星传输线路。我们没有设备，只能花钱租别人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酒店，是考虑到报道的快速和便利，绝不是贪图什么舒适的条件。
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越是冲在前面的记者，了解的资讯却越少。我们驻守巴格达一个多月，虽然在事件中心，但视野却被地域限制，通讯不便，无法从全球视野纵览横观，后方的编辑有时都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个年代CCTV还只是小股部队出击的“作坊式”运作模式，刚刚尝试走进战争现场不久的中国电视记者，还没法与一些西方新闻信息大国的同行们相提并论。
同时，伊拉克的新闻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所有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都处于严密监控下，报道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来。所以很多记者很谨慎，哪怕得到了一些绝密的信息，也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风声，由各自的媒体在卡塔尔总部、伦敦总部或者纽约总部发出来。同时，这些媒体也都很注意保护前方记者。因为，前方记者是媒体的眼线和耳目，是这个媒体在风暴中心的一个存在、一个符号。对于这种报道上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
所以，记者们在酒店住在一起，既是抱团取暖，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并非网友想象的贪图安逸。
3月18日，小布什向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喊话，要求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作为避免开战的最后通牒。同时，美国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内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24小时之内尽快撤离。
3月19日在约旦安顿下来后，我们马上跟台里做了两档连线节目，当时《直通巴格达》还在播出，白岩松也依然在跟我连线。虽然，我们整个报道组情绪上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大战在即，容不得太多思虑和犹豫。
6．战前重逢闾丘露薇
3月19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我在约旦的酒店大堂里，意外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2002年，我曾与这朵“战地玫瑰”在阿富汗“生死患难”，我惊呼了一声：“闾丘！”
来的正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她和她的摄像同事刚从香港来到约旦。
凤凰卫视前前后后来过三拨人。第一次是记者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