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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不住。
现在我爱人去商场啊，看电影啊，我都让她自己去，带孩子上医院，能去的时候我尽量去，但有时候我也觉得算了，还是让家里人陪着，因为保不定又被镜头对准了。我生了对双胞胎，网上又是一通沸沸扬扬。很多事啊，我觉得很无奈，其实我根本不算什么超级明星，充其量小有名气，但即便如此，都会有如此这般的关注。有时候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记者多好，远离名利的光环，没人认识，爱干吗干吗，在大街上喝醉了，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让救护车来轧你也没人理你。但这就是一个悖论，选择了这种高曝光的职业，你就应该准备好，可能就要失去一些东西，付出一些代价。
有一年我回兰州老家探望老母亲。老人家说她想去看望一个小学同学。老太太身体不太好，腿脚也不太利索，我就给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兰州大学的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弄辆车代步，这哥们儿就把他的一辆宝马轿车派来了。结果第二天，报纸上又登了张照片，写着“水均益宝马送母亲”。典型的标题党，娱乐至死啊！
他故意就说得这么模糊，也不解释，读者既可以理解为，水均益买了一辆宝马车送给母亲，也可以理解为，水均益用一辆宝马车送母亲去哪里了。我赶紧让家里人把那报纸藏起来，老太太眼睛还好使着呢，要让她看到，心里肯定七上八下的，会想很多。有些事，的确会影响到亲人朋友，无形中对他们造成伤害。我很害怕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只能认命，近年来一直奉行尽可能低调的原则，除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有些张扬高调的事，我能躲就躲。
这些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处世哲学。我逐渐觉得，除了必须承担的那部分，其他时间，我不愿意做一个经常在聚光灯下，被关注的人，我不愿意有关我的新闻，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如果你关注我，就去看我的栏目，看我的采访，如果不关注也好，各安其事。因为，经历了这些事之后，我觉得面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娱乐八卦的包围，所谓名人其实处在一个劣势，很多时候是有口难辩的。当然，我能理解社会、媒体对名人的关注，尤其是监督，所谓“出得了多大名，就挨得了多大骂”。头上有了光环，就应该有担当。说实话，有时候我还是享用着出名带来的“便利”。在今天的中国，资源紧张，竞争激烈，你是个名人，家人看病、孩子上学、托人办事，凡此种种，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些关照。这种时候，你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还能有抱怨？知足吧！
第九章
Chapter 9 新闻前沿
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新技术所颠覆。
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新闻也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变——一场大变革。我把这场大变革称之为一张小小芯片带来的巨变，而这场变革的标志之一，则是中国的迅速崛起。
1996年，我积攒了一笔钱，八万元人民币。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买辆车。八万元在当时对我是一笔巨款，但离买辆车还差很多，那个时候一辆普通小汽车至少需要十几万元，而且也不像现在可以到银行去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银行还没有开始分期付款的业务。在我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时候，当时我在《焦点访谈》的搭档，编导盖晨光强烈地鼓励了我。他说，买，哪怕借钱也买。“汽车将会使你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是他当时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于是，我找朋友又借了八万元，凑齐了十六万，买了一辆捷达。
当我真的开上了那辆白色捷达之后，我发现“盖导”（盖晨光）说的是对的。我的生活无论在空间、距离、时间上都有了一种质的变化。连带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变了，变得更开阔、更自由，当然也更忙碌了。
其实，那辆小汽车只是人类工业革命的一个小成果。当今天，中国人开始集体感受这种“汽车效应”的时候，另一场更大的革命，一场影响无处不在的大变革正在我们身边演变。我们正进入一个数字化网络时代：微博、微信、淘宝；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也许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碎片式的和小众化的，但它带来的冲击却是颠覆性的。这场发源于一张电子芯片的变革颠覆了小汽车时代所构建的所有模式，并且它正在悄悄而迅速地向四处蔓延。不要以为这场变革只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或者只是时尚青年们上上网、发个微博、玩玩微信那样的“小资”情调，看看美国如何打伊拉克和利比亚你就会明白它的威力。它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定式，重新规划着今天的世界格局。它让媒介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又无比脆弱；它让国与国之间紧紧依偎而又同床异梦；它让好人坏人、强者弱者、领袖与无赖悉数登场，却并不刻下他们的名字。我们的时代正在改变着一切。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时代，中国偏巧赶上了一个大机会，一个再度崛起为堂堂大国的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别人为我们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免费的。对中国来讲，这是几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埋头苦干，省吃俭用，用了几十年攒足了钱，准备好好享受一番“老牌帝国主义”们玩剩下的好东西，却发现周围是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紧张而不怀好意。我们在追逐一个梦想，而“老牌”们玩的却是“盗梦空间”。我们像个新“土豪”，杀猪宰羊宴请宾客，却发现周围四邻筑篱放狗，磨刀霍霍。于是，我们开始困惑，是我们不了解世界，还是世界变化得太快。
1．从采访本到微信
1984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上班时，领到的惟一一件办公用品，就是一本印有“新华通讯社”字样的采访本。那个时候我们出去采访，全凭一个采访本和一杆笔，从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技能培训的我，只能发愤图强学习速记，因为那个时代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更别说像现在的数码录音笔了。
2013年，我随队重返巴格达。报道组里一位年轻的记者，曾在利比亚战争中报道出色的何润峰（此前供职于凤凰卫视，后被央视挖来），使用的装备是可以随时随地上网的智能手机、数字化摄像机、用于储存拍摄的影视素材的专业硬盘——蓝光盘，以及一台像手提电脑一样的数字编辑系统。
摄制组的几个年轻同事，在入住巴格达酒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无线路由器，开通央视赴伊拉克特别报道组微信群。这个“伊拉克群”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多媒体编辑部，它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将我们这个十人报道组，与央视北京总部各部门、央视亚太中心站、北美台、欧洲中心站、中东中心站连成了一体，我们在伊拉克的所有采访、编辑、播出事务，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群进行沟通和联络。尽管此前我自认为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微信，立即为这个神奇的玩意所倾倒。
当了30年记者，对我来讲，感受最深，也是对比最强烈的，当然是媒体和传播领域的大变革。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颠覆。以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体的旧的传播媒介，被这样的变革逼到了墙角，人人自危，大有日薄西山之态。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今天的记者倒真的成了“记之者”。因为技术和手段的革新与飞跃，使得人人都可以发消息，做报道，上头条。新闻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2013年11月21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利剑”大型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当天在西南某不明试飞机场进行首次试飞，历时20分钟。这条“消息”没有明确的来源，也没有作者署名，估计是某个军迷通过网络上传的。除了简单的几行文字以外，配发了几张该款飞机在跑道上的照片，和一段拍摄极为业余的视频。
新闻采访技术的变革，让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图中是两位“老革命”荣欣和冀惠彦在研究高清摄像机的格式化功能。
当天，值班的主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在晚上播出的《环球视线》中，也对这条新闻做一番评论，出于谨慎的考虑，我回复说再看看吧。因为之前央视等一些中央媒体曾有过明确指令，对于网络上流传的未经考证和官方证实的“消息”，一律不得转载，有些栏目为此也曾挨过批，吃过苦头。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显然是过于谨慎了。还没等我们的节目播出，这条网曝便早已被各个媒体争相转载，从新华社到央视其他节目再到各家地方媒体，一时间中国无人攻击机首飞的新闻铺天盖地，发消息的发消息，做评论的做评论，好不热闹。第二天，外媒也跟了上来，自然又是一番“中国威胁论”的解读。当然，事后官方的沉默和不置可否，从侧面倒也印证了这条网曝的真实性。
这是一件小事。撇开这条消息本身不说，它的传播方式和最终效果折射出的，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实，类似的案例这些年越来越频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