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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只身来北京，通过我投奔陈虻团队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电影导演了。她就是李玉。
后来评论部分了又合，《东方时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与他见面更少了，但见面一定会聊两句。
再后来，我们搬到了“南院”（央视新闻评论部临时办公地，因位于电视台以南故而得名），陈虻则成了评论部副主任。当了领导，他开始值班，经常审片子，包括我们的节目。这时我才老碰见他。他经常叼个烟，一头长发出现在南院某个合成机房里面，身后站着一二十个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审片子。那些年轻的编导一个个毕恭毕敬，眼睛里充满崇拜之情，听陈虻给他们讲电视台的故事，以及做电视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在南院食堂吃饭，大伙都吃完了，这时候才看见他一个人走进来，弄点剩菜剩饭胡乱吃点对付一下。那时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时常提醒他注意饮食，而他总是敷衍地一笑，说，嗨，没办法，片子晚上播，审完他们好编（辑）啊。
我们算是《东方时空》的老人，经过十来年的历练，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陈虻过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种对电视特别痴迷的人，优雅、执着，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认可，但和他一级平辈同等贡献的人来比，陈虻在升职上总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时担任领导岗位的很多人早已经升迁了，但他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单位当个副职。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他才被提拔为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后。
我并不关心这些官场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里。我感觉他没有被重用，内心有些失落。因为在我看来，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年台里搞部门主任年终述职，我们这些栏目制片人要参加。那一年是陈虻最郁闷的一年，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工作，以及他个人的境遇，还有身体状况。
轮到陈虻发言时，他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发言稿，那是三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写的发言内容。他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审了多少片子，纠正了多少错误，开了多少会，负责了多少特别节目的策划、制作、播出，等等。之后，他话锋一转，对当时节目的状态，对一些制度、人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委婉的批评。那口气有点春秋笔法的意味，听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对现状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发自肺腑的。
述职会后，我在电视台门口碰到正在抽烟的他。我凑过去跟他说：“主任刚才的讲话很有个性啊！”他说：“我把我想说的说了，人家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但是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陈虻才不是那种“我说了，你爱听不听”的人。他的那句在他离世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写照——“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崔永元和陈虻是多年无话不谈的好哥们，他有几段话写得非常好：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有一帮总给他惹麻烦的同事和兄弟，这些总在试探话语边界的朋友、哥们儿、同事断了他的官路。
不久之后，我对自己在央视，在新闻评论部的存在也产生了彷徨。有个下午我看见他办公室的门开着，陈虻一个人坐在那儿。我说：“我进来跟你聊聊？”他说：“行！”于是，我俩点上烟，那天下午聊了很长时间，关于人生，关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包括我们对新闻的一些看法，我发现我俩很多看法非常的接近，或者更准确地讲，我更接近他的一些想法。
那天我还跟他谈到一个意思，我说觉得很苦闷，看不到未来的路，怎么发展，“你有什么招没有？实在不行，要不我辞职跳槽，不干了？”我跟他说。因为当时我确实觉得好像干得没啥劲，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前景产生了一些迷茫。
陈虻很语重心长：“哥们，这件事一定要慎重。”他说，央视这个平台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个大平台，一旦失去这个平台，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它。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种种限制和无奈，正是立于这个平台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央视，你要看到它可取的一面。”他说，“只有在这里，你们才称其为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设想一下，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台，恐怕很多年你根本都混不出来。你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没有这样一个影响力；你没有这个影响力，很多抱负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你想象一下一个地方电视台，还别说省级台，假如是市级台，甚至地区台，怎么可能把你派到伊拉克？你怎么可能一天到晚代表中国去采访这个总统、那个总统？你在这儿已经奠定了基础，未来的路和前景还是有的，只要坚持，肯定还会有机会。”
和陈虻之间的这一番“心灵对话”，帮助打消了我的彷徨。直到今天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劝导。我也用怀念战友的方式来记住陈虻，因为他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同事，更是一个战友，是我们的一分子。他身上凝聚了很多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认同那种丰碑的说法，他用年轻的生命，铸造了我们不息的追随和怀念。
陈虻的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随他远去了。
但是一个人对喜欢的事业，新闻也好，电视也好，是不会停止追求的。每当怀念起陈虻，都会给我某种激励，想着把他的追求，他一直非常珍视的、等同生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陈虻的一种安慰。
5．我的月薪26万？
大概是从2006年起，网上开始隔三岔五莫名其妙地流传一份央视名嘴的收入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我一直名列前茅，甚至一度还是榜首。2013年最新的一份榜单上说，水均益的月薪是26万！
刚开始，榜单上说的还算靠谱。上面说，我们央视的十几位著名主持人年收入（包括各种津贴、服装费、化妆费等等）能达到近30万。老实说，按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算法倒是不假，因为从2004年开始，电视台开始实行了一项激励制度，每年评选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根据评奖发放津贴。
当时每年评十个甲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5000元补贴，十个乙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0000元补贴，但这都是税前，还要交大概40％的税。评选的标准是根据一年来，主持人的工作量，所在栏目的质量，包括知名度，对央视的贡献等等。2004年、2005年、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评选为优秀，两年甲等，一年乙等。我的技术职称是高级编辑，按当时电视台的工资标准，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五六千元，再加上一些国家规定的补贴，一年下来能有八万元左右的收入。如果被评为甲等的话，一个月税后还有一万多元的奖励津贴。另外，电视台每年还会有年终的广告提成、年终考勤等奖金，杂七杂八加起来，就能拿到二十五六万。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份榜单，我老老实实默认了。
但是很快，网上的这份榜单就涨价了。年收入变成了月收入，而且还涨了价，说我月薪有28万，排名也很靠前，可能因为我是正高职称吧。其实，我这个业务职称跟工资没有太大关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份榜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一次，在网上，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媒体上，会流传一段时间。每次“复活”，编造者都会有心地把它更新一番，最早的榜首是邢质斌，后来邢质斌退了，就变成罗京，后来罗京去世了，我就成了榜首了，过一段再看，又成李瑞英了。
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电视台有关部门，还是媒体，也包括我们这些主持人自己，站出来质疑这件事。我有时会私下跟朋友拿这份榜单调侃，朋友们听了实情恍然地说：我们也一直想问，就是不好意思呢。因为这个，不知情的人会真的觉得我特别富有。
有一次，我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打电话找我们家老太太：“老嫂子，能不能借我五万块钱啊，家里现在盖房子困难……”
我母亲就觉得奇怪：“你怎么想起来跟我借钱，我现在还让子女养着呢，哪里有钱？”
人家就说：“哎，你小儿子一个月能拿三十万呢。”
老太太说：“你胡说八道，听谁说的。”
“网上都在说呢！”
就这样，一份子虚乌有的收入榜单以讹传讹，一传就传了六七年，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