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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我们也是主人，我们可以让所有神经的触觉，都吸附于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还可大摇大摆，甚至肆无忌惮地过习惯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可以纵论天下，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坏都是。而海外的同胞们却无法这样。
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之后，又遇到一个风格迥异的中国人。他是广东人，在那边也待了近十年，对当地的各种制度了然于心。在机场接到我们那天，一上车，他就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可能有人来过美国，有人没来过，这里法律很严格，有许多规定，你们一定要遵守所有的制度，严格听从安排。
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着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之后，我们所到之处，这位老兄总是非常紧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烟民，时不时都想来一口，有时候烟刚拿出来，他马上就玩命拦着我，不行不行，离屋檐起码要八尺，在墙根下抽烟要被罚款的。我说八尺都到马路中间了，他就一句话：“不行，只要我带你就不行。”特别死板一哥们儿，感觉像是被太多良莠不齐的国内旅行团伤害过一样。
其实，我们出门也是第一次找旅行社接待，他也不了解新闻媒体的性质，我们可能随时就会停下来拍摄，他就会感到很愤怒，觉得我们不守规矩。他的态度不太像来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老乡，而是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在美国他说了算的感觉。
如是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跟他理论了一番。我说：“先生，我告诉你，你要是接着这么干，这次你肯定收不到钱了，我们一定会跟旅行社投诉。我们是新闻采访的团，有一些特性，希望你能配合一下。还有你这态度，能不能稍微缓和一点，你看人家美国人，还不是照样站在马路上抽烟，我抽不抽烟，美国人抓的是我，你怕什么？”他一看我变脸了，像是突然有个开关被触动了，反而开始跟我聊起来。聊着聊着，倒是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
跟他深聊之后我发现，这老兄就是因为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被那儿各种各样的规矩所制约，屡受其害，有点被弄怕了。而且，他带的团里面，也真有中国人不听招呼的，在旅馆里抽烟，触动了报警器，人家过来要罚款，他就要负责出面解决。久而久之，他就有些草木皆兵。
他说：“水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们，我也觉得有时候太紧张，好像有点不厚道。你看，在国内我们干什么都像是自己家里，很随心所欲，到了美国，这个社会不是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我家，我在这属于客居他乡，首先得看人家脸色，我得把我这份活干好。”
和他聊多了，我发现，他的生活很单调，不忙的时候，就凑几个人打麻将，此外就是接团工作。有时候接国内来美国的团，有时候带美国人去中国，来回地跑，很辛苦。
我问他说：“那你生活在这儿有什么乐趣呢？”他说：“乐趣根本谈不上，反正就是一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肯定比我在国内挣得多。大家都说美国好，这个国家自由，那我也来试试呗。”我跟着问他：“那你现在觉得你自由吗？”他笑笑说：“没感觉，我到了这里之后，反倒好像不去想自由不自由了。”
曾经也有人问过我，你怎么不去国外，怎么不把孩子送出去？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根和灵魂就在这里。很多在国外的人，无论是已经移民入籍，还是正在奋斗着争取留下来的，本质上讲，他们是为了后代融入别人的世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两口子为下一代而移民，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依然是“新移民”。想在欧美国家扎根下来，真正融入那个社会，需要起码几代人的时间去“漂白自己”。就像赵小兰、骆家辉、林书豪那样的家庭，即所谓的“黄香蕉”——“瓤”随着一代一代的更替，更新换代变成了白人，有了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但外表却还是个黄种人。
我在夏威夷的伊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校园里采访中国留学生，背后是孙中山先生的塑像。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感谢他为中国与夏威夷的友好交往作出的贡献，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议会宣布2011年为孙中山年。孙中山先生也是第一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中国人。
我可不愿意去做这个牺牲，我希望我和我的子女先把这辈子过好。我宁愿在中国，当一个普普通通能自娱自乐的人，也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承受那些扭曲和压力，在心灵深处经受寂寞和孤独的煎熬，何苦呢？！
那位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回国后，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还抱怨在国外的孤寂和无聊。有朋友就调侃他说：“你放着国内的爷不当，非要跑到国外当孙子，活该。”这句玩笑话，其实也倒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我在北京或是在老家兰州，哪怕光着膀子，拿个大蒲扇扇着，在路灯底下看着一帮老头儿下象棋，我都觉得特别自在惬意。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胡同，是我自己的一帮老街坊，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为了一步棋争来争去，是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国人。其实这就是朋友所谓的“爷”。
前两天，有个北京的哥们儿，打电话跟我打听怎么往美国移民。我很想劝他，宁可在中国当“爷”也别去外面当“孙子”。可当他说是为了孩子，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不好，13亿人挤在一个比3000万人生活的澳大利亚大一点面积的地方，水也不好，空气也不好。蓝天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堵，人也越来越躁，两句话没说就把人孩子举起来摔死。难道我们就生活得不累，不可怜吗？
不过，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身的修复和矫正能力。中国社会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我们觉得不满意、不安全，天不蓝、水不清，连奶粉都吃得不安心。是的，这是现实，而且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给人一种紧迫感；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生活得很紧张，很有压力，甚至不知明天会怎样。
中国社会近当代，既有外敌入侵，也有内部的浩劫，各种动荡和社会变革，造成了文化的异化。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轨道，便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我依然相信，就像小孩生病发烧一样，只要大人能控制，帮他退热，不要让他烧得太厉害，尽管是脆弱的小生命，他自身也会有调节的能力。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会产生抗体去抵御病毒的入侵，他也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适应能力，去不断适应外界。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
4．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
2008年8月24日下午，在离北京奥运会闭幕前的几个小时，我在离“鸟巢”不到十公里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
英国大使官邸坐落在紧挨长安街的光华路上。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幽静的小院子，房间里的布置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家具和装饰都透着一股浓烈的英伦风情。外面的院子倒是一般般，一段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一片茵茵的绿草坪。这里就是我们采访的场地。
按照英国大使的要求，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官邸，因为大使先生要就采访的一些“细节”，提前和我磨合一番。见了面，大使先生先带着我在官邸的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当然也包括将要专访的草坪，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会客厅。
大使说，首相府对我的这次专访高度重视，几次派人到使馆看场地，研究“细节”，并责成使馆全力协助，做好采访。说完这话，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大使，忽然间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大导演的架势，说：“我们是这么设计的：一会儿，你就站在会客厅这个位置，首相先生到了后会从你面前的这扇门进来，你们握手致意。注意，握手时你要主动示意首相和你一起面对窗户，因为这里光线比较好。之后，你们两人有5分钟聊天热场的时间，我们建议，你们可以以这幅英国油画和这个中式屏风作为背景。然后，你们一起沿着那条小路走向草坪。注意，走得慢一点，是边走边聊的样子。”
2008年，我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的草坪上，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采访前，英国大使变身“大导演”，细致地给我和首相大人说了一回“戏”，从何种角度光线最好，到散步时的最佳速度，面面俱到。我和布朗不但圆满完成了采访，还合力“秀”完了这套外交“表演”。
原来他之前说要磨合的“细节”就是这样啊！我晕！虽然专访布朗首相，是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近水楼台”对十个外国首脑和体育名流的专访之一（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采访了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贝克汉姆），但英国人的较真和注重细节在这一刻让我折服。
布朗的采访，基本上是按照这位英国大使兼导演的“说戏”开始的。布朗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一些，不太笔挺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倒也服帖，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但和他的搭档布莱尔一样，一口绝对标准的英式英语。布朗小时候患有眼疾，后来一只眼落下了终身残疾，面对面时还是很明显能看出他那只假眼。将近40分钟的专访，他一直很配合我。看得出，他在来之前也一定“被说戏”了，所以从进门到握手寒暄到漫步至草坪落座，布朗首相几乎和我心照不宣地“秀”出了应该的“戏份”。
布朗是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我们的采访又是在闭幕式当天进行的，所以自然那次访谈集中在北京奥运会的焦点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一波三折，先是“3·14”藏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