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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漫长的旅行，其实是一次奔波劳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法国的戛纳，报道G20戛纳峰会。之后从巴黎启程，飞到纽约，再飞洛杉矶，然后转机飞夏威夷首府，中文名叫“檀香山”，英文叫“火奴鲁鲁”（Honolulu），我们去那里报道APEC峰会（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尽管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去过，但戛纳和夏威夷我却从未涉足。出发之前，我跟同事和朋友说起此事，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满着“羡慕嫉妒恨”：“哟，水哥，终于不用去像什么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地儿了，可以去去高端大气的欧洲，风景如画的海边。”的确，著名影城戛纳、风光旖旎的夏威夷，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整个20天里的采访十分疲劳，甚至让我感觉，比以前去战地的艰苦采访还要累。
我们并不是简单去参加这个会，现场报道一些资讯，而是要做大量的短片、专题片和直播连线。我们的小报道组没有跟着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官方团队，每一站，我们都要比胡主席提前五到七天抵达，在当地做大量的外围采访，去捕捉外围的专题和新闻点。
2011年的G20焦点，我们预计一定是“欧债危机”。当时，许多欧美领导人时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也要锁定这个焦点，所以在来之前，我们有点闭门造车的，做了很多策划方案和报道安排，预想的主要报道命题就是：“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和“危机”阴影笼罩下的G20。
我们带着关于这场危机的许多疑问，到了法国。美丽的影城戛纳，20国首脑齐聚这座小城，安保之严格可想而知。我们联系了尼斯市的市长，这次G20的主要单位作为采访对象，还策划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专题。比如采访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透视在“欧债危机”之下，酒店服务业的现状；采访救济机构，想了解失业救助的情况，以此折射出“欧债危机”的真相等等。当然，还有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和峰会主题相关的一些采访，包括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比如当时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著名学者樊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采访。到达法国之后，台里的主编打电话告诉我，比尔·盖茨的“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通过北京办事处找到我们栏目，点名找我：“听说水记者到了法国戛纳，我们的主席比尔·盖茨也要参加G20峰会，希望在峰会期间接受一次水先生的采访。”
G20峰会上，与比尔·盖茨合影。在戛纳采访G20峰会时，比尔·盖茨点名要求我采访，这让我十分惊喜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在国际新闻战场上，中国媒体的地位日渐提升；也说明了中国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前前后后采访过比尔·盖茨四五次，每一次他的团队都非常配合，但像这样从美国致电到北京，再越洋指挥到戛纳，点名要接受我采访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多次交流，比尔·盖茨对我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很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使我联想起2000年在加沙采访阿拉法特时的一件事。在采访之前，阿拉法特的秘书说主席还有一点事务要处理一下，让我们在秘书的办公室先等一等。我没事就站在那儿四处打量，看到文件柜的格子里，放着很多文件夹和录像带，标签上写着：《纽约时报》采访复印件、CNN采访资料、BBC采访资料之类，显示了他们对于国际媒体的重视。在此之前，我已采访过阿拉法特五次，便想找找有没有我们CCTV的资料，可瞪起眼睛搜寻了半天也没发现。
我跟那位秘书开玩笑说：“我们CCTV也采访过阿拉法特主席，怎么没有我们的资料呢？”
秘书有些尴尬，说：“CCTV不常来我们这儿啊，我们的主席很愿意接受你们采访。”
我立刻说：“不行，这次采访完之后，我一定要给你一盘录像带。中国的新闻媒体现在越来越关心国际大事，我们也很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你的书架上一定要有我们CCTV的标识！”
这个细节令我颇为感慨，虽然当时CCTV的采编手段和视野都趋向广袤多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特别是与西方媒体相比，我们还没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连我们多年给予支持和援助的那些国家，也并不关注中国会怎么想、中国会怎么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西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也更愿意向西方媒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步提升，西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注意与中国的沟通，开始主动向中国的媒体发声了。
我们到达戛纳之后，按照之前的设定，开始一系列的采访。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命题根本是个伪命题。我们总在新闻里看到，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法国的萨科齐总统，以及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发出各种紧急呼吁，希腊的危机又愈演愈烈，几近沸点。媒体上也是连篇累牍，各种渲染，所以我们简单地认为，欧洲出事了！就像美国三四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欧洲的民众们现在应该过得很糟糕，民不聊生，一片萧条。但是到了戛纳之后，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一路从巴黎赶过来，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被“危机”笼罩的感觉。作为旅游城市的戛纳，依然有着繁华的大街，穿梭不停的人流，热闹的海滩，爆满的饭店和酒吧。法国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来度假的人，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水浴。他们的欢歌笑语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危机的阴影。
我们采访尼斯市市长时，尽管他也谈到了欧债危机，谈到经济受到的影响，但是他更多谈到的是如何跟中国有更多合作。他雄心勃勃地向我列举了尼斯市未来跟中国合作的举措，比如要有多少个新的旅游路线，有多少新的娱乐设施要开业等。完全不像是揭不开锅的状况，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消遣和娱乐。
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慈善救济中心。在欧洲国家，救济中心非常普遍，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爱心人士办的。法国最著名的“大食堂计划”，也叫“爱心餐厅”，就是给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人，提供热的饭菜，主要是由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推动的。我们这次去采访的，就是一个半宫方的爱心慈善机构。
车开了很久，最后停在一个静谧的别墅区，法国南部的一个救济中心。那是个优美的院子，前后都是小花园，一个老太太在那里负责，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我进去之后的第一感觉是，那不像是我们红十字会之类慈善机构的办公室，恍惚间，我觉得好像到了当地的家庭里做客。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个机构，大概有十几万的服务对象，既有提供食物用度的救助计划，也有按照国家制度发放救济金的计划。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跟国内的情况一对比，觉得这哪里叫慈善救济啊，简直也太大方了吧！他们所救济的对象，不是那种丧失了工作能力，或是失业后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一周工作时间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假如，法定一周工作二十个小时，但有些人一周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那他就属于救助对象。就算有人只是觉得最近懒得上班了，给自己放三个月假，他也同样属于救济对象。
法国的人均工资，好一点的是五六万欧元一年，一般人也有一两万欧元，一个月平均一两千欧元。而他们的救济款标准就是补足到平均水平。如果完全失业没有任何收入的话，政府也不用核算了，直接每月发现金600欧元，而且你还可以参加各种慈善救助项目。比如说爱心食堂，经过严格审核，如果能证明你确实没饭吃，你就可以天天上爱心食堂吃饭。还有些项目，每天会给你送半成品，就是做得差不多的披萨，你只需要用锡纸包上，在微波炉里一热就可以吃了。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感慨：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每个月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的收入，而且还管吃管喝，这哪里叫失业啊！这样的救助也太奢侈了！
欧债危机时，我在法国街头采访。我一边问着“你幸福吗”这种话，一边试图从当地老百姓脸上看到经济缩水之后的不满情绪。但出人意料的是，大家表现出来的情绪很平和。法国老百姓的生活，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依然稳定、富足。
经历了这一站采访后，我们就有点晕乎了。之前那个闭门造车的“危机”主题，完全是被误导了。我们所见所闻，也都与之相去甚远。有时候，我们采访得晚了，来不及赶回酒店，也会在马路边，海边的餐厅顺便吃个饭。海边的餐馆一个挨着一个，很长一排，生意都爆好，每次去都要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餐厅里，欧洲人照样衣着光鲜，品着红酒吃着海鲜，每个人脸上都是地中海阳光一般的灿烂笑容，危机？失业？沮丧？交不起房租？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们都隐约觉得，可能是有所误会。但我们的编导很执着，觉得有了方案，就要按部就班去执行。他就站在我身边，看到合适的人，不断地催促我去采访。有一次，他看中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妇在沙滩上玩耍，就推我过去问人家。
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人家回答：“从法国北部城市来的。”“带着孩子来干吗？”“度假。”“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律师，工作也不错。”我还想尽一切办法诱导式提问说：“欧债危机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人家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明确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