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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之前，我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做了很周详的规划，除了在《高端访问》《焦点访谈》播出专访外，我们在当地也要做一些实时新闻和连线报道。此次采访不光对我，对中央电视台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选题。国务院、外交部对此次采访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鉴于当时的两国关系和政治氛围，上级将此次采访的基调定得比较积极，并非冷思考或是批判眼光的定位，总体来说，是带着揭示中日关系融合的必然性和现实需要，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设计方案时，也非常谨慎，比如安倍的采访，我们之前列出了大概几十个问题，然后经过再三的取舍、不断的修订，经过电视台、我方外交部及日本外务省的审核，多次磨合沟通和修改。
比如，我们此前提供的问题里，既涉及了日本在历史认识态度上的问题，也涉及到东海油气田及钓鱼岛等热点问题。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都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日本方面反馈信息说，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要提了，还有关于7月的战败日、8月的投降日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时间还没到，这么问会让首相很为难，所以也表示了委婉的回绝。
对于所谓的“新闻审查”、“新闻监管”，我一向认为需要客观现实地看待，不能过于理想化。如果你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某个主持人，也许你可以骂美国总统，可以骂政客商人，但是你肯定不能骂默多克，这是现实。日本推崇新闻自由，但也不会无所顾忌，需要根据它的利益考量，对新闻做出相应的取舍。
如果我直接问安倍：你承认南京大屠杀吗？以他一贯的政治立场而言，他当然不愿承认，但他如果照实说了，不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了吗？又会再一次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爆发点。所以，这样的问题修订，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们的每一个采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这种程度的修改和限制，对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2007年4月，我率领一支报道组到了东京，而我手上那份被“蹂躏”多次的问题单，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个问题，变成了大概只有八个问题。在采访前一天，日本外务省一位相当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官员，邀请我们中午一起吃地道的日本料理，谈谈采访的细节。
我们欣然同意，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东京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小院内。院内亭台楼榭，错落有致，翠竹摇影，樱花吹雪，犹如唯美的电影镜头一般，房间内都是日式传统的榻榻米，空气中飘着轻柔的和风乐曲。在那个幽静的空间内，我们报道组和日本外务省的三个人，吃了我此生最为精致但没吃饱的一顿饭。
日本料理本来就很讲究，餐桌上摆得规规矩矩，筷子要横放在筷托上，调味料都装在小碟子里，每道菜都小巧精细，服务也是相当的周到细致。但是，每道菜分量就一点点：一碗汤，那碗就跟我们的茶杯一样大；一个寿司，小小一块，上面盖一片绿叶子，也不知道能吃还是不能吃；一个大盘子上来，中间就一点点食物，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介绍才知道是海胆之类。我一边跟他们谈事，一边看他们怎么吃，跟样学样，省得露怯。
一顿饭下来，零零散散也吃了不少东西，但就是没吃饱。当然，也因为那天吃得不踏实，吃饭过程中，对方又拿着我们那张备受“蹂躏”的问题单，非常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对了一下。我脑子里对这些问题已背得滚瓜烂熟，做过那么多人物专访，很少有像采访安倍这样，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筹备和策划，所以他说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不想日方官员突然对我说：“水先生，希望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你采访时就按照这个问题单问，不要现场再添加问题。”他们都是搞新闻的，很懂这一套，知道我们记者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张口就来，所以再三强调，不要节外生枝。
随后，他们拿出了厚厚一摞采访安倍的预案，就好像一套项目书，向我们介绍起采访的细节。比如说采访用什么方式，现场翻译坐在哪个位置，首相坐在哪个位置，我们几点钟怎么进到首相府，进去后先到什么地方……非常细致，细致到连我们摄像机在什么位置，摄像机旁边有个小桌子，桌子上会给准备一杯水，这水是什么水，都有详细的说明。
他们还跟我们协商，首相后面有一面国旗，应该摆在哪里，是左边还是右边。那面旗不是挂在一根杆子上，而是像易拉宝一样，有个底座，旗帜可以拉开。因为有时候电视采访时，被采访人后面竖着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又没有风，旗子就会垂着。现在有些国家有经验了，在旗子后面撑根杆子，让旗子舒展一点。2013年我去伊拉克采访马利基，包括采访美国大使时，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日本人更聪明，他们做一个底座，杆子是斜的，旗子挂上去自然就撑开了，自然舒展很好看。
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日本人做得精妙到极点，堪称全世界第一。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日本唯一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的，就是他们做事的这种认真、精细，简直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一年之后，我在北京采访麻生太郎，再次体会到这种细节主义。一样的提前给问题单，一样的多次沟通，一样是提前约喝咖啡，把所有细节过一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的问题中有关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些数据，多少年前是多少亿美元，现在是多少，哪些领域有待发展等等。日方先遣人员当时很仔细的，把我问题单上初步列出，甚至未经确认的东西，都抄下来带走。
等到采访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他们给麻生太郎准备了一个双面的大题板，正面是日文，写着我那个问题涉及到的、可能回答的数据，而背面，也就是麻生太郎举着这个板子，面对我的那一面，是用中文写上的同样的数据。这让我非常吃惊，这个采访，他们不光想到了为首相服务，也为采访的记者服务到家。
日本人的精致，不仅表现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上，也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记得有一次，我采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采访中，他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一摁就弹开了，成了一个小的烟灰缸。桥本说，他偶然从随行官员那里看到这玩意，眼前一亮，从此走到哪儿都揣着这个小盒子。
在采访的尾声，我拿出了一幅吴昌硕的《桃花图》复制工艺品，赠送给安倍晋三。采访中，安倍晋三提到“要用谦虚的态度对待历史”，暖意融融。谁知从那之后，很快日方就变脸，中日关系开始恶化。日本政治家的虚伪可见一斑。可惜了，我那幅《桃花图》，挺贵的。
他告诉我，他有次出访美国，在白宫等候与美国总统会见，突然烟瘾犯了，要抽烟，但白宫的人不让抽，说他们没有准备烟灰缸。这时候，桥本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说：“没关系，我自带了。”
这种便携式的烟灰缸，是日本人众多精巧的发明之一，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随地弹烟灰、扔烟头是不允许的，日本人就发明了这个，抽烟时烟灰都弹在铁盒里，抽完了盖子合上自己带走，既干净又优雅。当然，如今许多国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禁烟措施，这个便携式烟灰缸也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有了这些精细的准备，第二天我们在首相府对安倍的采访自然很顺利。虽然此前日方多次打招呼说，要严格按照问题单提问，但是我仍然延续了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的采访方式，因为专访本身是一种交流。
比如，我坐下来之后，问首相：“去年你对中国的访问好像很不错？”这就是一句寒暄，不算一个问题，但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他回答问题时，说到某个细节，我很有兴趣，那肯定会追问一下。
当说到中日关系时，安倍说：“我去年做了一个破冰之旅，今年温总理马上要来，我们希望中日关系迎来一个新的时期。”说话间，他提到一句话——“应该让历史的事情成为过去”。
我马上接话问他：“历史当然应该成为过去，我同意您这个看法。但是首相先生，在成为过去之前，我们是不是起码要先让历史成为公认的历史，不要在历史的问题上产生歧义？现在很多人关心的是，日本政府包括你本人，到底对60年前那段历史，持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预设外的追问抛出去之后，安倍的语速明显放慢了，倒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准备，我相信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绕了不知道多少遍，只是他显得非常慎重，小心翼翼地选择每个词句。通过现场的翻译，我听到安倍说：“我们需要谦虚地对待历史。”
现场我并没有多想，认为这可能是日语的现场口语翻译，未必准确。因为“谦虚”这个词，听上去意思有些含糊。它在中文里是一个褒义词，以虚心、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问题，谦虚使人进步，但在谈起中日这段历史，使用“谦虚”这个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一时不曾意会过来。
后来，我们节目播出时，专门请了日语翻译来校对，好几个翻译都说，安倍的确有意使用了这个词，而且在他嘴里，这个词是独创的。他就是想表达：中日两国都要谦虚地对待历史，我会虚心地听你们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迫对方，也不要把问题放大，对于这段历史问题，双方都需要谦虚、低调地对待。
这是个很滑头的说法，他故意用了这么一个独辟蹊径的词语，对历史问题既表了态，又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