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您个人更加喜欢哪个时代？”
翻译一边翻着，我一边注意普京的表情变化，那一脸的灿烂啊，得意啊。要知道，普京最崇拜的人就是彼得大帝，也最喜欢人们把他看作是当今拯救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这下局面彻底打开了。之后，除了我实在不忍心，也让俄罗斯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外，一直是我和普京的天下。没办法，聊得投机，聊得愉快。什么中国饭菜啊、欧洲理念啊、中国地位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一旁的总统府新闻局长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无数次想宣布结束，可又不敢打断普京的话茬。最后没辙，凑到翻译耳边，嘀咕一番。翻译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个字：结束。
想结束？我还意犹未尽呢。再说，只要普京高兴，他手下的人也没辙，我立刻使出了采访杀手锏：“总统先生，您的访华备受中国民众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对这次采访也高度重视，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今天又苦等了您三个小时，是否能够允许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普京的答复让全场人开怀大笑，当然除了那位一脸苦相的局长。他幽默大方地说：“你们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吧，不过，要是全体中国人每人再问一个，那我可受不了。”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得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何“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我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希拉克合影。希拉克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主张，但他也承认法美关系虽然曾陷于低潮，但美国和法国依然是盟友。希拉克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和法国一向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面对全球反恐斗争进入新阶段，中国和法国的共识是：捍卫多极化，强化联合国作用，加强各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洽是反恐的保障，推动和深化国际合作是反恐的关键。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这趟行程不容许有半点闪失。因为采访这些政府首脑，一旦确定时间，想要改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日理万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每小时甚至每分钟来计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采访，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外交事故”。
我们预先做了各种设想，比如说，万一回北京的飞机晚点怎么办？从首都机场出来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一大堆行李要取，而且风尘仆仆的我也需要化化妆，还要架好机器，布好灯光，如果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只要飞机不晚点，一到首都机场，我就拿着护照办手续，一个人先出机场。栏目组的车会在机场门口等我，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在车上化妆师给我简单洗洗脸，化化妆，整理得像样一点。台里会重新组织一个专访的报道组，早早去钓鱼台架设机器和灯光，然后我们直接会合。若飞机晚点了，晚得彻底没希望了，就请主持人董倩临时来替我做这个专访。
总之，宁可出尽百宝，不可放过一个采访对象。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2004年的那次采访有些特别，因为普京是个很有创意的人，经常会一拍脑门，想出一个新主意。除了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外，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邀请一个中国的中学生作为小记者，一起采访。当时中国很多学校都有校报社，有小记者，可能普京上网看到了，觉得挺新鲜，想见识一下。被选中的小记者是个小女孩，北京的中学生，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记者一块，大概9点多就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挨着红场，远处是圆顶的瓦西里教堂，前面是红场、无名烈士墓，旁边有个阅兵台，阅兵台后面是克里姆林宫。在红场边上，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侧门，所有记者要去里面采访，都要通过那个侧门进去。
由于车不能开进去，两个摄像一个编导再加上我，四个人将两台摄像机、两个三脚架、两大箱的灯光设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电池和磁带的包，哼哧哼哧地抬进去。在红场的小方砖铺就的路面上，走了好几百米才走到侧门，然后又抬进侧门，一共过了三道门的安检，终于成功进入克里姆林宫。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克里姆林宫。初访普京时，他刚刚当上俄罗斯总统。如果说那时他还多少有点收敛，锋芒未必全露的话，现在则已经大展拳脚，在好几件事情上，展现了果断、强硬、干练的手段，在俄罗斯的人气如日中天。
我心里对与普京的这次会面，既充满期待，又十分紧张。紧张主要来自于我们走钢丝般的采访安排，我暗暗祈祷，日理万机的普京，能准时出现。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高大宏伟，走廊的挑高都有5到8米，走在里面，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空旷回音。我们被带到克里姆林宫配楼的一个厅，被告知就在那里采访。
架好机器，准备停当，已是11点多，我们开始安心等待。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等待普京出现。可渐渐的，这种激动变成了焦急、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因为从12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普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总统府新闻局的人去问了一下，回复的消息是，普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地方，出了一起事故，普京正在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开会。你们耐心等待，马上会到的。
快到4点的时候，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所有人都没有上过厕所。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一直控制着喝水量，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说：“上厕所得走很远，要从这个楼出去，经过几道安检门，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总统随时都会来，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
那我就忍着吧。又忍了快20分钟，实在不行了，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
参赞帮我过去交涉，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带一个卫生间。好在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人家总算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