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以讲故事为主。讲我作为一名国际记者所经历的大事小情。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还加入了一些自己对国际关系、中国崛起以及国际热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毕竟，当了几十年的记者，自然会沉淀下来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认识；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也会由原来偏向感性转而更多注重理性的思考，包括对国家、民族和命运的思考。这么说绝非是装深沉，所谓岁月使然吧。
在我看来，每个人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命中注定，你无法选择。如果你赶上一个开放的太平盛世，你应该感谢上苍和爹妈。因为有太多的人，不同人类历史时期、不同国度的人，曾经或者正活在无奈甚至是暗无天日的环境之中。就如同秦始皇时代的人无法抱怨自己为何早出生了两千年、索马里的饥民无法期望自己能出生在富裕国度一样。现实是，我们就生活在现在，我们就出现在眼下这个时代。所以，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现时现地的安全、快乐与幸福。
对于生活在今天中国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家园是开放的、繁荣昌盛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时代是太平的、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世界，关注世界与中国。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一名记者，一名中国记者，上电视、做新闻，我很知足，也感谢命运的安排。正因如此，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不敢懈怠。从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到关注如今中日的钓鱼岛争端，从采访基辛格到与普京拥抱，我知道，这是我的命运，我的幸运。而为了这份幸运，我只能一往直前。
第一章
Chapter 1 2003伊战采访揭秘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这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是毕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1．伊拉克新闻大战
2002年，美国打完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加紧了对伊拉克的围堵。美国频频指出，伊拉克是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迟迟不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
出于职业敏感和个人兴趣，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拉克的局势。在向国内专家研讨，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联社等记者朋友聊天之后，我得出判断：美国肯定要打伊拉克，不是2002年底就是2003年初！
9月中旬，我开始反复给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打报告提议：尽快派报道组奔赴伊拉克第一线。风暴即将来临，而且必定举世瞩目，中国国家电视台应该拥有自己的现场声音！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带队。沸腾的血液点燃我每一条记者的神经，我迫切需要去现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影像和声音传播第一手信息。更何况之前我曾去过伊拉克3次，非常熟悉情况，有人脉，有能力，有7次去战地采访的经验，舍我其谁？
报告很快得到领导支持，我第一时间找到冀惠彦。冀惠彦是军事节目部的记者、现役军人，是我非常默契的老搭档。
“伊拉克又要打仗了，咱们哥儿俩还是搭班子吧？”我满怀期待。
他非常痛快：“随叫随到！”
按央视外事处规定，我们出境采访得有邀请，而我在伊拉克的“熟人”，除了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就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但通过这些渠道都会费时费力。我决定另辟蹊径，直奔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让伊拉克人邀请我们。
我分析：萨达姆政权当时在国际上比较孤立，而他们知道，中国对他们在情感上比较同情，也比较支持萨达姆的一些正义主张——比如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反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等等。所以，他们希望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权威媒体去报道，去看看伊拉克受联合国多年制裁、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真实生活。
那天，我信心十足地跑了一趟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开门见山地向大使提出要求：“现在您的国家局势非常紧张，可能会发生战争，中国人民非常关注伊拉克人民现在的生活。我们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希望能够前往伊拉克采访报道。”
不出我所料，大使先生态度很积极，他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去采访，并当场承诺：“所有人的签证，你当天来我当天就给。”
我进一步阐明来意，希望他们向央视发出邀请。大使严肃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容，几秒钟之后他爽快地一挥手：没问题！
临别时他突然问我：“伊拉克现在明显很危险，你想去那里，不害怕战争吗？”
2003年央视第一次进入伊拉克的摄制组全体人员在巴格达新闻中心合影。清一色的男性，从左至右，依次是康锐、冀惠彦、我、陶冶、杨小勇。当时陶冶和康锐被“弃卒保车”，马上要被提前撤到约旦，“以保住我们三个老家伙能够在伊拉克待住。”当年两进两出伊拉克，多年来我一直感谢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当然害怕战争，正如现在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民一样。如果他们无法逃避地要罹受这场灾难，至少我们要到他们身边，将他们的恐惧和渴望，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大使握了握我的手，分量很重。
这封邀请信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11月底才寄到。有了“准入证”之后，我们赴伊拉克采访的团队也很快组建好了。除了我和冀惠彦，还有3名记者：杨小勇、康锐、陶冶，清一色男性。这倒不是因为“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是考虑到，去异国报道一场无法预测、不知面貌的大规模战争，男人去各方面都方便一些。
我是出镜记者兼领队。跟我同岁的杨小勇是卫星传送工程师，技术高手。老搭档冀惠彦大我整整10岁，是经验丰富的采编快手，又是个会关心照顾大伙生活的老大哥。另两位年轻同事30岁左右，都尚未婚配。陶冶是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懂外语，常年做国际新闻报道，整理编辑资料和翻译是把好手；康锐是摄像，是我在《焦点访谈》的同事，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活动直播的主力“操刀手”。
根据经验，我建议大伙轻装简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他们利用富余的设备，在当地搞起“三产”：全套提供卫星转播车和设备，连同现场直播的摄像、灯光甚至帐篷一应俱全，我们只需要有一位懂行的人盯着即可。但是考虑到战时时局不定因素，我们专门带了几部便携式海事卫星电话，以及配套的传真设备等；当然还有便携式摄像机、便携式编辑机、对讲机等等。因为要去的是战地，我们还全体配备了防弹服、头盔、防毒面具、急救品等战备用品，当然都是“中国制造”。
出发前，央视在一家保险公司为我们一行五人，每人投了50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险”。我和冀惠彦开玩笑说：“没想到我们的命这么值钱，加一块儿都能赶得上大熊猫了。”笑一笑，对未知危险的紧张感要消除不少。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父亲，也问起了保险的事。老头说，什么钱不钱的，他只想让儿子平安回家。其实，我出发前并没有告诉父母要去伊拉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巴格达现场报道时，才知道我已经到了伊拉克。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还写下了一份遗书，并且还貌似精打细算地为家人划分了那500万保险金！
如今回想当时写那封遗书的情景，还真有点滑稽。当一个人身临其境真正要交待后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还有那么多的不舍得。我写了改、删了写，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念出来，最终也只是写了最简单的几句。
不敢告诉父母我又要去战地，因为特别明白他们的担忧和紧张，但是每次有这样的大事发生，我还是忍不住，一定要去现场。“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这是每一个记者的座右铭，也是深入我血液的认知。
作为战地记者，我经历过许多真正的战争。总有人问我，去战场采访是什么感觉。怎么形容呢？因为冒险而亢奋，因为职业而忘我。在硝烟中，最及时、最准确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公众，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最大的荣耀。
200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五，全中国还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我们一行五人终于办妥所有手续，干净利落地出发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战争全程报道下来！
2月6日，进入巴格达之后，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我们气都没喘匀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当时的伊拉克，已云集全球上千名记者，早已展开“新闻大战”。除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世界三大通讯社外，不少国家的地方电视台、电台和报刊也派来了记者，其中包括CNN、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广联（欧洲广播联盟）、富士电视台等。一些著名的战地记者，如克里斯蒂安·阿曼坡，也在巴格达。
我们入住著名的拉希德饭店后，立刻做出了一整套报道计划。我们的报道要输送给央视各个频道的三四个栏目，以新闻中心为主，大量动态新闻在《新闻联播》《世界报道》《新闻30分》等栏目中滚动播出；我在《东方时空》有个《世界》栏目，对伊拉克问题作深度报道；《焦点访谈》也会及时关注。后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