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
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
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
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
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揣着美元，我又回到那间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钟头，终于看见站长先生来了。我用平生最恳切的表情对他说：“站长，您看咱们刚才聊得多开心啊，这都后半夜了，我那两个同事已经困得不行了，您就帮帮忙吧。”说话间，顺势又塞给他100美元。
他依然没有松口，说：“你们这个签证，我确实没办法处理。”
我几乎已经是“死乞白赖”：“那个出境的章也不是特别清楚，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
他看看外面，笑着说：“天快亮了，我马上要做礼拜了，你先等我一会。”说完，又消失在另一间屋里。
等他做完祷告回到办公室，突然又开始感慨说：“我们伊拉克人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于是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都有些茫然无措了，他突然声音高了起来，“我孩子多，五个孩子！”说话间，举起了一个巴掌，五根手指，挨个数着，“现在战争爆发了，该怎么面对未来，我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年纪小的孩子，现在连奶粉都喝不上。”
我一听这话心领神会，说困难，那就是资金还没到位，我兜里还剩下两张100美元，干脆一口气拿了出来，直接说：“是的，我很理解你们，确实是这样，这个给您，就当给孩子买奶粉的。”
他接过美元，笑了：“伊拉克人和中国人还是好朋友，你看着吧，这场战争打起来，就不会轻易结束。萨达姆不会投降的！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投降！美国人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赶紧打蛇随棍上：“对！美国人就是霸权主义！”一些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革命口号，就这么自然地脱口而出。
站长先生看上去终于足够满意了，他打开抽屉，把里面的各种印章，次第拿出来看看，说：“把你那两个同事都叫来。”
我赶紧把冀惠彦跟杨小勇都叫了进来，他依次打量着他们：“密斯特杨，密斯特冀——”终于拿起笔在一张表格上写着什么，然后拿着三本护照跑到隔壁屋，过一会回来递给我们说：“OK，你们可以去巴格达了。”
我还有点不放心，别稀里糊涂地被蒙了，赶紧当着他的面把护照翻开，看着上面那个“准入”的印章，心里如释重负，欣喜不已。
天已经开始蒙蒙亮，我们仨拿着盖好章的护照，跳上车，出了检查站，在路边的加油站加了点油，一路加足马力直奔巴格达。
剩下的800公里，我们不停地赶路，当曙光渐亮，东方既白，再次与熟悉的伊拉克见面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赶上了2003年整个中东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超过300米，司机端着方向盘，凑在鼻子跟前，眼睛死死盯着前挡风玻璃，小心翼翼地开着。
整条高速公路，灰蒙蒙一片，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就如同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一切，就如同我们行将见证的一切，就如同所有挣扎在痛苦混沌之中，不知明天何处的命运。
9．冒死拍到独家画面
黄沙蔽日，风雨交加，在这样躁狂而多变的天气里，我们一路搏命狂奔，终于在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2点，抵达巴格达。
一路上，随处可见战争给这片热土带来的泣血创口。进入伊拉克大约500公里，就能看到许多被炸毁的汽车瘫在路旁，从车型来看，既有军队用车，也有平民的汽车。不久前在新闻里看过的，那辆被美英联军误炸的叙利亚长途大巴，也跃入了我们的视野。那次误炸造成了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大巴车烧毁后的残骸还留在约伊高速公路的桥梁上，那里炸出约十米直径的大洞，钢筋狰狞地裸露着，像是怪兽的利爪。旁边只剩下约一车宽的通道，我们的车只能沿边顺溜，小心翼翼地开过去。车子勉强通行后，我们赶紧跳下来拍摄，我还做了现场的解说，这些场景，便是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和历史见证。
离巴格达大概只有100公里时，沙尘暴有所收敛，车也能稍微开得顺畅一点了。道路两旁挖了许多壕沟，沟里灌满点燃的石油，冒出浓密的黑烟。冀惠彦告诉我，伊拉克人希望用这些浓烟，阻挠美军飞机的轰炸和侦查。对于美国高精尖端的武器而言，这样原始的抵抗，只能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壮感。我们的吉普车，碾碎这些迷惘的黑烟，冲破漫天的黄沙，疾驰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冲向战区，让这种悲壮感愈发浓重起来。
汽车开进巴格达，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商店门可罗雀。我们先去拉希德饭店，饭店的一侧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院子里也有好几个弹坑，整个酒店人烟萧条。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匆匆忙忙地说：“对不起，我们酒店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
冀惠彦是位敬业的“职业狂人”。他的敬业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出国采访时，总不怕麻烦，随身带着一个折梯，到哪儿都能架起来寻找最佳拍摄点。这是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采访时，老冀站在他的宝贝梯子上，拍摄被封闭的萨达姆基地。
我在酒店附近胡乱转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认识阿布的人，赶紧请他帮忙联系。等了好一阵子，阿布终于来了。一看到我，这位老朋友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隐的焦虑。
阿布语速很快地说：“我家那边已经乱了，忙得要命，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一下，但是我没办法陪你太久，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马上给你想办法。”
我连忙说：“很简单，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告别阿布之后，我们找了一辆车，直奔新闻中心。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新闻中心，如今基本名存实亡，穆赫辛不见了，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勉强维持。但还有些外国记者和阿拉伯记者留在那里工作，有很多都是原来很熟的朋友。他们脸上都写着“紧张”两个字，见了我说：“啊，你回来了！”然后马上又说，“对不起，我要走了！”
此时的巴格达，对于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遍地都是新闻，到处都是第一手材料，然而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
我们上了楼顶，接通海事卫星电话。站在曾经工作与战斗的地方，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我拨通了北京同事张郇的电话，虽然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100米，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一片宏远辽阔的新闻图景。
电话接通之后，我以很快的语速说：“张郇，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我回到巴格达了，你别问怎么回事，我和杨小勇、冀惠彦三个人，现在就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楼顶上，设备完好，人也没问题。你赶紧叫上白岩松，一起去找李挺主任。你们就跟他说，水均益他们通过特殊办法，又回到伊拉克了，随时随地可以做报道，很安全，非常安全，快去！”
张郇是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在埃及做战友，他年龄比我大，讲话很有逻辑和说服力，我非常信赖他。我让他找白岩松，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白岩松肯定理解我。我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之前又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特别是《直通巴格达》的连线，没人比他更了解我的心情和愿望。他肯定会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语言优势，去想办法帮我说服领导。这种托付和信任，在我看来，是记者和兄弟之间的心有灵犀。
后来的事情，白岩松和张郇都跟我说过。他们听了我的话，立刻冲去找李挺主任。李挺主任当时正在审片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一会。等李挺主任一进办公室，他们俩立刻就说，水均益他们回巴格达了！
李挺主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