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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彭德怀在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陷落美军重围之际，果断而秘密下令，及时将排以上干部悉数救出一事，中共内部一直褒贬不一。有说他不愧为志愿军杰出统帅，能想他人之不想，能为他人之不为，保住了全套干部，那两师就保住了番号编制，不算全军覆灭。有了干部，何愁士兵？中国人民中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兵源呢；也有人指他平日爱兵如子是句空话，虚伪得很，到了关键时刻，就只要官不要兵了。他平日爱骂将领也是假，他内心里真正喜欢的，是将领不是士卒。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北京发出电报，承认自己被丢失了二万四千人马一事气晕了头，下令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是无法无天行为，请求党中央解除自己的志愿军司令员职务，这个仗他实在指挥不下去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给彭德怀复电，称胜负乃兵家常事，朝鲜战场总的形势仍然很好，仍是我军大赢。彭德怀指挥得当有大功，一俟第五战役完成，战局稳固下来，即同意德怀同志回北京休息、工作。电报只字未提彭对金日成无法无天一事，只是留下了伏笔而已。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哭笑不得：「老毛啊，你死了个儿子，你悲痛，我也伤心，岸英是个好儿子。可你也支持了金日成的胡搅和，瞎指挥，使我方丢失了二万四千士兵啊，这个代价，太重太大了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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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周恩来欲做平民总理
朝鲜战争，前方总司令是彭德怀，后勤总指挥是高岗，全国总协调是周恩来。三人结成朝鲜——东北——北京一条龙，工作得相当高效、紧密。这确是周恩来生平最为忙碌的岁月，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一总揽。他又习惯于事必恭亲，既管大事，也抓小事，抓具体，抓落实。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达二十余人，分别替他联系着军事、外交、人事、工交、农林、财经、公安、统战、文教等各行各业。由这些秘书日日夜夜围着他转，随时向他汇报国内外发生的各类重大紧急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武装暴乱、洪涝灾害、地震、火车出轨、空难海难、瘟疫等等。
周恩来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多管事，爱办事，善处事。他虽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上面，他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下面，则归他总揽一切。刘少奇位居第二，贵为党中央党务总管，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拥有过广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
他每天清晨五时甚至六时才上床，上午九时或是十时即起床。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从早到晚，他的节目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五至十分钟为一单元。分管各口的秘书们日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称为「六大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为周恩来的洗手间。每天上午九时或十时起床后，他要花一小时左右坐马桶，先流览一下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接下来是听秘书们的汇报。每当这时，秘书们便挤站在洗手间门外，手拿事先写好的国内外大事汇报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是军事、外交优先，轮流进洗手间向他报告。女秘书不便进他的洗手间，则由男秘书代劳。处理过当日最紧急的事务，他才刷牙、洗脸、修面，再做个一分钟他自己编排的健身操；「第二办公室」是他的早餐桌。只要是在西花厅家里，他一定要和夫人邓颖超共进早餐。在「第一办公室」没有抢上汇报的秘书们，这时便会在餐室门外探头探脑。周恩来眼尖，便会招手让某位秘书进来，边吃早点边批示急件。夫人邓颖超便会苦笑：「你们二十几个对付他一个，再忙，也得让他喝口东西啊；」
「第三办公室」是他的座车。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赶往各种场所，出席大会小会，以及接见、拜会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加上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第二办公室」仍未轮上汇报的秘书，便陪他坐一段汽车，在座车里请示工作；「第四办公室」是他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各类谈判时的中间休息室，由秘书们把当时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向他请示处理、应付办法；「第五办公室」是紫光阁舞场或是怀仁堂剧场，一般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过有大事，秘书们随时可以进去向他报告，或是请他出到休息室接听电话、批示急件；每晚的十至十二时，多为周恩来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请示、商谈工作，也是中央书记处开碰头会的时间。
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放心。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也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埃」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沬若、梅兰芳、老舍等等。他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幺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他说：「右拐，往前开。」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束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常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来，一下子围了好几百人。周恩来兴致很好，跟围观他的人一一握手。他的警卫员却急疯了，冲着一位男营业员叫喊：「快去给公安部打电话，派人来把总理接出去！」结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领着大批便衣赶到，才把他接走。罗瑞卿问：「总理，您没有受惊吧？」他哈哈大笑：「我高兴得很！好久没有这样跟群众见面了。
只是手指头有些酸痛，他们哪里是握手啊，简直是来抢我的手啊，我们的市民太可爱了。」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那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访，住在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二号院。周恩来跟胡志明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主持中共旅欧支部，会讲粤语的胡志明也在巴黎勤工俭学，两人结为好友。
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曾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好友第二度相逢。第三度相逢已经进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几乎每年都要来访，来要武器，要弹药，要粮食，要军事顾问，以回越南去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胡志明在中共领导层人缘甚佳，跟毛、刘、朱、周四巨头都称兄道弟，无拘无束。因之每次来访，都能「满载而归」。
这天中午刚下过大雨，道路湿滑。周恩来的座车前排是杨师傅和机要秘书，中间一排是可以折迭的活动椅，平时放平当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