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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学生杂志》过程中，受《新青年》的影响，茅盾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世界，尤其注意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他如饥似谒地寻觅着苏俄材料，包括各类文学杂志。发表在1919年4月《学生杂志》上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是茅盾第一篇文学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预言“今俄之BOLSHEVISM，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尔斯泰实其最初之动力。”一种青年人特有的雄心壮志，和《新青年》遥相呼应。这篇富有鼓动、煽动性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知识分子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以及陆宗舆等革命行动，但对遥远的上海震动不大；直到北京师生南下宣传，茅盾才从编译所里跑出来，去听演讲。但尽管如此，五四浪潮波及全国时，青年茅盾也受到震撼，章宗祥、陆宗舆都是杭嘉湖一带的人，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举行全县人民公决大会，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海宁县籍，并在县城立碑存志。这些举动，茅盾在《申报》上都看到了。湖州也举行大会，声讨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茅盾猛烈地感觉到：时代在变，思想观念也将发生变革。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茅盾开始作深层的思考，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实际的奠基工作。尤其可喜的是，青年茅盾不再局限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向《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投稿，也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就是他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
同时，茅盾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触大量西方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有接触，茅盾曾回忆那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时代里，茅盾受时代使命感的驱使，阅读大量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并在对众多诸学说比较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时已是1919年年底。
在这之前，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影响，茅盾和弟弟沈泽民、同乡萧觉先、王敏台、杨朗垣、曹辛汉等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这个青年社成员都是桐乡籍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这个社团的宗旨，是宣传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并出版《新乡人》杂志，在家乡桐乡县内及邻近地区发行，成为浙江省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宣传新文化社团。在桐乡青年社内，茅盾是主要骨干。后来由桐乡青年社出面，曾在桐乡、屠甸、乌镇等地组织过暑假讲习会之类活动，也曾在嘉兴南湖开过大会。兴旺时，达到五十多人的规模，后来因为内部思想分歧而自动解散。作为在商务印书馆前程看好的茅盾，曾在桐乡青年社办的《新乡人》杂志上发表短小的文章，如《我们为什么读书》、《骄傲》等，宣传新文化，倡导新思想。显示了青年茅盾的热情。1919年的下半年，中国文化在《新青年》的推动下，经过艰难的发轫，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一个文学革命态势已经形成，并开始冲击那些封建、守旧文化观念和文化杂志。北方出现鲁迅的白话小说，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这使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学开始新生，开创20世纪新文学的新纪元。这些文化现象，使上海文化界出版界当权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但出路何在？
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只有施行改革，才能使一些文化企业的刊物走出老路和困境。这一年的11月，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的王莼农找到茅盾，说《小说月报》打算改革，并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并新辟一个栏目，叫“小说新潮”，请茅盾来主持这个栏目。但茅盾此时正同孙毓修搞《四部丛刊》，又帮助朱元善编《学生杂志》，现在又冒出个王莼农来，拉着茅盾去编创作的专栏，茅盾心里还没有底，便问道：
“是看稿子，并决定取舍么？”
“也要出题目。”王莼农回答。
“出什么题目，那个方面的？”
“比如要翻译什么作家的作品。就要出题目给作者译者。”“噢。那么创作怎么样？”茅盾又追着问。
“这个小说新潮专栏专登翻译的西洋小说和剧本。”王莼农又回答。
这时，茅盾觉得这样去接手，未免太没有意思了。沉思一会儿，便推托说：“王先生，我现在手里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帮忙。”王莼农一笑，说：
“知道沈先生事多，我已和孙毓修老先生商量好了，《四部丛刊》的事可以不管。”“我在《学生杂志》也还有点事。”茅盾继续推托。不料王莼农又说：“我也和朱元善先生商量过，请你分心照顾我这里一下。”说完，望着茅盾，眼睛里露出一种期待的目光，等着茅盾回应。“那好吧，不过我还得跟孙老先生和朱先生说一下。”茅盾再不好意思推托了，便答应下来。
时间十分紧迫，此时已是11月了，要在明年第一期作改革，必须立刻动手，才能赶上排印。于是，茅盾在两个星期之内，设想了《小说月报》中“小说新潮”
栏的改革框架，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和《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
前者讲“小说新潮栏”的设想和要求，并按照王莼农所谓“出题目”的要求提出急须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共20位作家的43部作品。并把欲介绍的作家分出二步来，第一步介绍写实派自然派的作品，第二步介绍问题著作。最后，茅盾认为，把国外的作品拿来，“然后我们创造自己的新文艺有了基础。”
从茅盾接手《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进行改革，使得十年之久的《小说月报》作为顽固派堡垒，已被打开一个缺口，成为茅盾改革旧文学的“试验田”，并立即在上海文坛引起注意，引起读者的热烈反映。后来茅盾成为打开旧文学堡垒缺口的先锋！因而同时他也成为顽固派文人的对头。这也是事实。因为《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本文学月刊，它创刊于1910年，距今已有十年，在旧派文人和市民阶层中有一定影响，先后有恽树珏，王莼农任主编，而这些主编本身都是旧式文人，像王莼农是无锡人，南社社员，懂英文，善骈文、词曲。因而用的稿件，大都是林琴南的译文，包天笑等迎合小市民兴趣爱好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及“东方福尔摩斯探案”之类的侦探小说。“小说新潮”栏一改革，青年茅盾仿佛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在上面亲自撰写倡导新文学的文章，翻译苏俄作品，引起了广泛注意。
不久，茅盾主持的这个专栏，便一举成功，慢慢地，连整个《小说月报》用稿，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但是，总体上看，茅盾这一时期的吸收和写作，是比较庞杂的。有讲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作家生平的，也有讲社会思潮问题，妇女问题、学生问题的，但一个总的目标似乎很明确，就是此时的青年茅盾，在求新求变上作努力。自然，在新文学的倡导中，谈何容易，阻力很大，许多旧文人认为这个青年侵占了他们的地盘，因而他们感到愤怒；商务当局中某些守旧人物，却觉得非常为难，杂志发行量在下降，直接影响利润，青年茅盾又得罪了许多有名的文人。王莼农这种折中做法，进入了两面都不讨好的窘境！王莼农感到无能为力了。
此时，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商务印书馆一些刊物销路的下降，如《小说月报》销路已跌至二千。引起商务当局的严重关注。张元济、高梦旦商量后，寻求北上走访文学界和学术界，寻求商务印书馆新的发展机遇。张元济在1920年10月6日到达北京，4天后高梦旦也随后而去，张元济先生拜访在京的同乡著名军事家、文学家蒋百里。蒋百里则向张元济推荐郑振铎、周作人。
并说这些文学青年准备办文学刊物，成立文学社团等。高梦旦到京后，便去北京大学拜访胡适，胡适也热情地赞同高梦旦他们的做法，并推荐文学研究会成员来负责编辑《小说月报》。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又多次和郑振铎、耿济之等接触，磋商。张、高等商务当权者，都希望郑振铎去上海主持《小说月报》的编务，此时郑振铎与茅盾虽朱联系，却从文章中知道沈雁冰的才识学问。郑振铎因尚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学业未满，不能去沪上办刊物，便竭力推荐沈雁冰（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并说他主持的“小说新潮”很有起色，是可胜任此职。
正当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物色人才时，王莼农觉得自己再撑下去，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在高梦旦回沪后，便向当局辞职。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心里已有底，虽然去北京没有请到人才，却发现了身边一位青年。因此，商务当局准许王莼农辞职。同时在11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茅盾谈话，想让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
同时与高梦旦一起和茅盾谈话的，还有高的同乡陈慎侯。高梦旦告诉茅盾，王莼农辞职，王原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个杂志的主编，当局考虑后请他担任。
茅盾则表示，自己年轻，只宜担任一个杂志，即《小说月报》的主编，而《妇女杂志》则不能兼任。高梦旦也同意了，又问：“全部改革《小说月报》的具体办法如何？”茅盾答道：“让我去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开明而自信的高梦旦望着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青年人，连声赞同。
第四章当新郎
茅盾在文学事业上，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战士；但他的婚姻却是传统的，也是名副其实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