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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
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而只能写一百字就必须搁笔，过了一小时再写一百字），实在不是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我试验过，至多写一百字，就写不下去了，头晕，额角穴膨胀，跳痛）。
好了，不多写了，因为这封信也是分两次写的，中间（休息实际是偃卧）
了半小时，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
八月廿八日
邵荃麟接到这封信后，在信末批示“请告《人民日报》等不要去催促。”
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当时茅盾对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困惑和痛苦心情。这种情况，在茅盾身上并非是初次，十多年前在新疆时，茅盾为避免祸从口出，称病不写文章，而现在，面对这种政治运动，茅盾不理解，但又不能直说；对了解的人和事，茅盾又不忍心说违心话，硬把朋友往监狱里推，于良心，于道德，于情于理，都不忍！因此，茅盾只好称病，不出席批判会，不写批判文章。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回到北京，赶快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老师茅盾。
1956年，中共中央先是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接着发动全民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这个举措，茅盾举双手拥护。所以，到1957年，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茅盾用北方人不大懂的乌镇官话，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不料，这个一片赤诚之心发言之后，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和批评。后来，茅盾也有些后悔作这样的发言。但话已说过，已无法收回了。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在紧跟形势中出现浮夸风，出现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起初茅盾是觉得新鲜的，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有多少时间，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
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京，带了中国作协李仲旺等人，去东北作社会调查和视察工作，了解东北业余文化活动的情况。在东北调查研究中，充分肯定东北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的同时，也从另外角度，指出业余作者的不足。
茅盾像一个传道者，到东北为文艺工作者启蒙，为文艺工作者指点；又像一个老师，给那些业余作者讲述文艺创作的规律。这一年的6月10日，茅盾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专门像老师一样，给与会者讲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从理论上给予规范，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一片前辈心。
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茅盾专门讲了文艺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他那浓重的桐乡口音，在演讲时还请了两个浙江籍的吉林大学学生郑启幕、翁方颐作记录，在这次讲话中，茅盾同样指导吉林的文艺工作者怎样认识文艺与劳动的关系。在东北，茅盾还专门讲了关于短篇小说创作问题。
所以，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茅盾确实是尽心尽责。在这样轰轰烈烈、不着边际的浮夸风中，茅盾处处以宣示文艺创作规律而奔走，确实难能可贵。从东北回京，茅盾在9月11日的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专门作了《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这些材料表明，茅盾在大跃进年代里，并没有像反右时那样，称病拒绝写文章，而在此时，茅盾在困惑中，表示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努力想把已经调动起来的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健康正确的艺术创作轨道上来，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一个五四老作家的人格和操行。
今天，尽管当时的历史印痕，无可避免地在茅盾的文章、讲话中体现出来。但从历史角度看，仍可作这样的历史解释。
茅盾对许多政治运动表示困惑，只能用曲折的方法表示。在他的现存的67本日记中，也表示出某种困惑。如社会上一些人对“改造思想”的庸俗理解，茅盾在1961年5月30日的日记中说：
“……每日早起洒扫，原亦不坏，至少可医便秘（恐怕这些劳动对改造思想未必有功，不但这些劳动，我曾见下放农村劳动一年者，脸晒黑了，手粗糙了，农业生产懂一点，会一点了，嘴巴上讲一套，比过去更能干了，然而思想深处如何？恐怕——不，不光是恐怕而是仍然和从前一样）。矛盾之处在于清晨精神较好之时少读一小时的书了。”
这种困惑，茅盾只有悄悄地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偶尔流露。
1961年12月，茅盾偕夫人孔德沚去海南岛避寒，在困惑中寻找轻松。
从海口走东路，经万泉河、东山岭，到三亚市，后又经通什返海口，海岛风光，热带情调，给在繁杂的政治生涯中忙碌的茅盾莫大的慰藉。在当时他给海南文联等题的诗中，可以想见其心情：
海南之行
久闻宝岛大名，今始得畅游；从东路至鹿回头，居六日，又由西路回海口。观感所及，成俚旬若干，非以为诗焉，聊以志感耳。
海南颂
琼崖雄峙海南疆，气概峥嵘五指张。
公元一九又二七，红旗招展满山岗。
后来奋斗廿余年，星星之火已燎原。
日寇猖狂何足数，琼崖纵队力回天。
大军南下扫烟尘，宝岛从此归人民。
山容海色都非故，蕉雨椰风岁月新。
八茧之蚕三熟稻，地下蕴藏无价宝。
归侨有家今兴隆，热带作物争长雄。
敢为国防效微力，更因外贸奏肤功。
水坝高耸称第一，海底夺油资源阔。
八所吐吞万吨舰，英歌之盐石碌钢。
黎苗回汉同心德，十年建设费周章。
共产大道何荡荡，领导英明全赖党。
茅盾这首《海南颂》，也是时代之作，但其中无忧心情可见。1962年元旦，茅盾在通什这个充满温馨阳光的山城里度过，倍觉新鲜，同时也感叹时光的流逝，记元旦，写了两首诗，可以见其当时的心境：
（一）六二年元旦
莫向双丸怨逝波，只愁岁月等闲过。
读诗渐少多读史，不为愚忠唱挽歌。
（二）六二年元旦访通什
花鸟山城庆岁朝，州名自治汇黎苗。
千年合亩公社化，三级分劳干劲高。
敢作非缘蚺胆助，争雄全仗赤旗招。
树人十载宏观在，化雨春风多冶陶。
这在当时，确是难得的日子，据说，茅盾夫妇的海南之行，是自费的。
新中国的多难，政治风云起伏，茅盾经历了许多连想都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身在位上，既困惑，又无奈。
第三十一章和平的文化使者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为首任文化部长，对外的文化交流，作世界和平的使者，自然成了茅盾这位文化部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0月23日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至1962年7月1日去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为止，共出国16次。其内容是争取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两大类，因此，茅盾在文化部长任上，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人类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较为辉煌的一个方面。也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的文化使者。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整顿社会秩序，制订新的秩序方针政策，使一代开国元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自然，茅盾也不例外。待新中国万业待兴的工作稍有头绪后，中共就立即参与世界和平事业。频频出访，在国际事务中尽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使命。1950年3月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开会，茅盾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1月，茅盾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3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又决定茅盾任理事，这一年的10月，茅盾受任为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理事，于23日早晨6时从北京乘飞机转道莫斯科去维也纳。在莫斯科，旧地重游，茅盾感慨万端，戈宝权等在机场迎接代表团成员，但公务在身的茅盾，在莫斯科稍事休息后，于27日飞抵奥地利的维也纳。
在大会上，茅盾代表中国代表团，作了《巩固和发展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的发言。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中，茅盾感到新中国应该有刊物，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阵地。1952年12月11日，茅盾再度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会后，坐火车取道莫斯科回国。在火车上，同行的代表陈冰夷和茅盾谈起办一个刊物，专门介绍外国文学。茅盾一听，十分兴奋，与自己平时所想不谋而合。于是茅盾专门向陈冰夷介绍了鲁迅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下创办《译文》的艰难情景，说“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如果办新的《译文》，一定能办得更好。”在茅盾关怀下，新中国的《译文》终于在1953年7月1日正式创刊，茅盾担任主编，陈冰夷、董秋斯为副主编。
5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