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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水帐；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时也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如是我见我闻》。”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副刊创刊，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开始连载，开场除了他写“弁言”外，编者也作了广告：“名作家茅盾先生，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新疆，长征万里，深入民间。……《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能笔，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
这一组共18篇的《如是我见我闻》，一直连载到5月16日。后来结集出版时，改题为《见闻杂记》。因为5月份茅盾又碰到另外一个任务，因而这个《如是我见我闻》只好中断。许多如昆明见闻、新疆见闻、延安见闻等都未能及时写出。
4月的一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茅盾夫人孔德沚也在茅盾到香港半个月后，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和茅盾团聚。于是，茅盾便从旅馆换到香港半山的坚尼地道寓所。一天，邹韬奋来看望茅盾，并告诉茅盾，他准备办一个像《生活》周刊那样的刊物，亲自主编。并正式来邀请茅盾参加编委会。
茅盾一听邹韬奋的打算，十分高兴，忙说：“邹先生气魄很大，这个刊物一定能办好。哎，邹先生办的这个杂志叫什么名字？”
“嗨，你看，我糊涂得连刊物名字都没有向你讲了。”邹韬奋也笑起来。
“刊物名称就叫《大众生活》，算是对原来的《生活》周刊的复刊。”
“编委会还有那些人呢？”茅盾点点头问。
“除你之外，还有你的老乡金仲华，有夏衍、千家驹、胡绳、乔冠华。”
邹韬奋又说。“今后，我设想，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检讨上一期的得失和确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编委除了自己要写稿外，还要拉稿。不知沈先生以为行否？”
“好的，好的。”茅盾说，“到时开会时，通知一下就行。”
后来，邹韬奋把这些编委全部请去开会，商量《大众生活》出版事宜。
会后，邹韬奋向茅盾约稿，希望茅盾给《大众生活》一个可以连载的长篇小说。
茅盾答应了邹韬奋的要求。
写什么题材呢？茅盾想到了在重庆听到的一些人和事，也考虑到香港和南洋读者的口味，决定采用日记体来写特务机关的内幕，把在重庆听到的故事放进小说。
后来，小说取名《腐蚀》，写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刻画了赵惠明这个青年女特务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性中爱与恨、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的复杂性。
1941年5月，经邹韬奋催促的《腐蚀》开始在新创刊的《大众生活》上连载。
茅盾在小说开始时，别出心裁，假托在重庆某公共防空洞的岩壁上发现了“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日记主人不知为谁，日记中夹有一男一女的两张照片。这个虚构说明，把读者吸引住了，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写信给茅盾：“《腐蚀》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吗？赵惠明何以如此粗心，竟把日记遗在防空洞？赵惠明后来下落如何？”小说连载后，还有不少读者给《大众生活》写信，希望茅盾给女特务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后来茅盾觉得读者的要求也有道理，就给她一条出路。
不过，解放后，有些读者又批评茅盾：为什么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责问得茅盾啼笑皆非。
1941年10月，上海华夏书店出版了《腐蚀》的单行本，不久传到延安，中共翻印后曾供干部阅读，作为干部的一种必读书，成为茅盾在国内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当《腐蚀》写得差不多时，茅盾又根据中共组织的要求，开始筹办一个小品文刊物——《笔谈》，因港府对刊物登记要求，必须是港绅，所以茅盾和邹韬奋他们一样，也请了曹克安担任名誉社长和督印人，这样，总算办妥了办刊物的手续。到8月中旬《笔谈》创刊号的稿件已齐，茅盾决定在9月1日创刊。
为此，茅盾还写了“征稿简约”，把《笔谈》宗旨和内容要求体现在里面，开宗明义地说：“一，这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约四万字；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不敢自诩多么富于营养，但敢保证没有麻醉也没有毒。
二，内容如果要分类，则第一，关于游记或地方印象；第二，人物志，以及逸闻轶事；第三，杂感随笔，上下古今，政治社会，各从所好；第四，读书摘论，书报春秋；第五，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曲，报告；第六，时论拔萃。……。“同时，茅盾又找到柳亚子，向柳亚子约稿，柳亚子答应为《笔谈》提供一个专栏文章，连载。于是，《笔谈》专门开了一个以柳亚子居所命名的”羿楼日札“的栏目，由柳亚子先生介绍辛亥革命时的掌故。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同时，茅盾又编又写，受亚子先生的启发，在《笔谈》杂志上开了自己的一个栏目，叫”客座杂忆“，专门介绍1927年大革命时的掌故，十分新鲜有趣。
9月1日，《笔谈》创刊号如期出版发行。出版后，这个茅盾称为“杂拌式”
的杂志大受读者青睐，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创刊号就再版了一次。
许多名人纷纷为《笔谈》写稿，郭沫若、陈此生、胡绳、于毅夫、张铁生、乔冠华、杨刚、叶以群、戈宝权、胡风、袁水拍、林焕平、骆宾基、凤子、柳无垢、高荒、孙源、胡考、了聪等等，这些朋友的支持，给百忙之中的茅盾留下了时间，茅盾除了写“客座杂忆”之外，写书评，写时论等，成果累累。据统计，《笔谈》从1941年9月创刊，到12月1日终刊，共出版七期，茅盾在这七期《笔谈》里，共发表散文、杂文、书评63篇，在这又编又写中，是何等辛勤呀！
还在写《腐蚀》时，即8月初，传来一个令人扼腕的消息，身高马大的许地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茅盾在3月底刚来香港时，许地山还来看望过他，相谈甚欢，想不到会突然猝逝！？在悲痛之余，茅盾立刻丢下其他工作，写下了《悼许地山先生》，发表在9月21日《星洲日报。晨星》上，后又写了《国粹与扶箕之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论地山的小说》等两篇，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茅盾家的门突然响起来，传来咚咚咚的叩门声。
茅盾开门一看，原来是5年不见的史沫特莱上门来了。茅盾忙把史沫特莱迎进屋，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到香港来了？5年不见，哪里去了？”
史沫特莱端起孔德沚沏的茶，说道：“说来话长。我1936年离开上海去了陕北，抗战爆发后，从延安随朱总司令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作为随军记者多次到前线采访。后来又离开华北到华中，经武汉到江南新四军军部，因身体不好，胃病复发，取道重庆来香港治病。”史沫特莱一口气把经历告诉茅盾，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离开新四军八路军的依恋情愫。
茅盾点点头，关切地问道：“怪不得你这么消瘦，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早来香港了，住在山上一个朋友的家里。这次是要回美国去治病，也想把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让全世界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怎样辉煌的业绩。”史沫待莱依然十分高兴地谈论着。“我还准备为朱总司令写一部传记呢。”史沫特莱神秘地笑笑又说。
“那你为什么不在香港写呀？”茅盾希望史沫特莱能在香港住下来。
“不，香港就要发生战争了。”史沫特莱敛起笑容，一脸正经地说：“这次日美谈判不会有结果，也许是个烟幕弹。日美一开战，日本就会进攻香港，而香港顶多守两个月。你也应该离开香港，可以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堡垒，他们会死守的。”史沫特莱似乎胸有成竹，而茅盾则将信将疑，因为此时茅盾也在研究国际问题，而尚未看出香港要成为战场的端倪，便说：“我还不能离开香港，我在这里有工作。”
茅盾又向史沫特莱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史沫特莱则直率地向茅盾这个老朋友谈了自己在陕北，在新四军的看法。茅盾听后，笑而不答。
史沫特莱走后，茅盾一直记着史沫特莱关于香港要发生战争的事，正巧有一次探讨国际问题的聚会，茅盾把史沫特莱的看法说了一下，几个国际问题专家却认为她太武断了，怎能断定日本人进攻香港事在不久呢。
但史沫特莱的看法，却被太平洋战争爆发所证实了。12月8日清晨，日本军队沿广九进攻九龙新界，同时轰炸启德机场。香港已经是一片混乱。《笔谈》只好停刊。叶以群带来中共意见，党将全力安排好茅盾等文化人的撤退工作，保证这些知名人士的人身安全。
于是，茅盾立即得到通知，要求去山下轩尼诗道一所设在三层楼上的跳舞学校集中待命。茅盾夫妇便又忙开了，夫人孔德沚则去银行取款和采购“逃难”时所必需的物品，茅盾则去原居所取地下室那两篮书信。结果发现两篮书信已被胆小怕事的房东付之一炬了。
在撤离香港时，茅盾见重病中的萧红住进医院，无法跟着撤退，心情十分沉重。
在乱哄哄的日子里，茅盾和一大群文化人在那个跳舞厅里“睡觉、吃饭、躲炮弹”，一呆就是15天。终于在叶以群的陪伴下，带着一本《新旧的全书》，装扮成商人模样，通过秘密管道，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开始了大转移。
第二十四章桂林春秋
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换着黑色短衫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