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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茅盾按约准时来到咖啡馆，鲁迅已在那边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问鲁迅：“大先生，那边谁来了？”
“成仿吾。”鲁迅正在抽烟，掸了一下烟灰说。
“谁？成仿吾？”茅盾有些疑惑。因为茅盾虽与成仿吾等创造社朋友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前两年又听说他去苏区了。
“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
鲁迅见茅盾有些疑惑，解释道。
正说着，郑伯奇来了，大家寒暄过后，郑伯奇告诉茅盾，他已见过成仿吾。这时，咖啡馆门口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郑伯奇忙起来招呼，原来这就是成仿吾！茅盾和鲁迅都是第一次和成仿吾见面。
成仿吾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说自己是从鄂豫皖苏区过来的，是到上海来治病的。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沉吟一会儿，说“可以，你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并记下成仿吾的住址。
成仿吾敛起笑容，对茅盾说：“沈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什么？不可能！”茅盾猝不防成仿吾会带来这样一个消息，心骤然缩紧，脱口否认这个事实。
鲁迅和郑伯奇在一边也惊呆了。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担任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苏区省委书记以后，泽民的工作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又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就支撑不住了。”成仿吾又说。
“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茅盾心头像塞了一块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
“11月20日牺牲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成仿吾说。
4个人都默不作声，呆坐在那里。这时，鲁迅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仿吾先生，我也走了。”
茅盾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途中，鲁迅问道：“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虚岁三十四。”茅盾戚然地回答说。“啊，太年青了！”鲁迅转过身来，无限惋惜地说。
又走了一阵，茅盾想起成仿吾的事，问鲁迅：“你说的党方面的朋友是指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
“这件事我让德沚今天晚上去通知之华，你就不必自己去了。”茅盾说。
鲁迅说：“也好，那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茅盾才把泽民去世的消息告诉夫人孔德沚，并叮嘱她不能让母亲知道。
德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潸然而下，连声否认“假的假的，谣言！”
她待这个小叔，像亲弟弟一样，泽民的聪颖和好学，泽民的进步和外出，都让这位嫂嫂牵挂。去苏区之前，来家里告别的情景，还像在昨天一样，怎么突然会去世呢？孔德沚从痛苦的思绪中拉回来，抬起泪眼：“琴秋呢？”
茅盾闷头抽烟，见夫人问，就说：“琴秋随部队走了，不在鄂豫皖。”
“这怎么可以呢！她为什么不留在身边照顾他？”孔德沚一听，火来了，叫道。
“大概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茅盾吐了一口烟，说了一句。
“难道留在那边就不算革命工作的需要？”德沚悲恸而又激动地叫着。
茅盾没有再说什么，苦笑一下，又提醒夫人：“不要让妈妈听见了。”
这时，孔德沚才平息下来，低声抽泣着。
过了几个月，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有一天，茅盾母亲突然问茅盾：
“阿二怎样了？”“很久没有接到他的信了，邮政不通，但听人说，他身体还好。”茅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口回答。
这时，茅盾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不要瞒我了，告诉我吧，我不会难过的。”
说着从藤椅坐垫下面拿出一张国民党办的小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上面有一则消息：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死了，他的哥哥最近在上海某大佛寺里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
茅盾知道母亲已经知道，只得告诉说：泽民真的死了，是得病死的，“不过说我请和尚念经则是国民党小报造的谣。”
茅盾母亲眼睛有些湿润，过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会难过的，阿二从小身体单薄，三岁那年得一场大病，死里逃生，活到了现在，总算还做了一点事情。我就当作他小时候那场病死了，也就想开了。”
茅盾听到这里，大为感动，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元旦的一天，瞿秋白突然出现在山阴路大陆新村三弄九号茅盾家里。秋白是来向茅盾辞行的。“沈先生，我已接到通知，就要去那边了。”
言辞间，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愫。
“什么时候走？”茅盾没有想到这么快。
“近几天就走。”
“东西部准备好了吗？之华去不去？”茅盾神情中流出一种孤独的凄然，问道。
“准备好了，之华组织上没有批准。”秋白讷讷地说，也有些怅然。
在谈到泽民牺牲的时候，秋白神情怆然地说：“前年泽民去鄂豫皖时，曾与他长谈过，我们曾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谁料那一夕谈竟成永诀！”泽民与秋白是好友。
讲到文艺上的事时，秋白不无惋惜地说：“沈先生，看来，只有等到革命胜利后，我再来弄文艺了。”
茅盾送走秋白，独自伫立在门口，凛冽的寒风吹来，茅盾感慨万端，在这革命的岁月里，文化上奔忙，胞弟的献身，朋辈的聚散，何日是云开日出，光明重来？！
第十五章夹缝中的努力
正当茅盾和郑振铎策划创办的《文学》首战告捷后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集出版商和杂志主编开会，提出今后不准出版和发表“反动”
书刊和文章。书籍杂志和原稿要预先审查以后才得发表或出版。茅盾听到这个消息，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了。
不久，《文学》编辑傅东华来找茅盾，说：“据说生活书店出的《生活》月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茅盾心里一怔，果然不出所料“消息可靠吗？”
傅东华说：“我再去探听探听。”说完，又行色匆匆地走了。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找茅盾，告诉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审。”
茅盾听完傅东华的话，脸色严峻地说：“他们是逼我们。用送审办法来压我们杂志。”
没有几天，通知来了，除了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检查官的检查通过，才能排印外，版权页上还不能笼统署“文学社”名称，而署主编姓名。
1月8日，茅盾通知刚刚从北平到上海的郑振铎，一起去找傅东华商量研究对策。商量结果，决定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连出四期专号，即出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对付国民党检查官的检查。茅盾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借用自己十多年前编《小说月报》出专号的办法，不过那时不是为了对付检查。商量以后，茅盾他们立即在《文学》二卷二期发一个广告：“今后的《文学》连出四大专号，预定概不加价。”
在这之前，为了更巧妙地与国民党检查官斗争，茅盾他们召开编委会，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名字，主编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则退入幕后。所以，当出专号的打算决定以后，茅盾和郑振铎曾专门去鲁迅那里汇报，鲁迅听了茅盾他们的打算，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但对四个专号以后《文学》能继续出下去，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鲁迅末了补了这么一句。
不料，鲁迅的担心，在《文学》登出广告之后，在上海那些小报上出现了。这些小报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并说：《文学》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暂停刊，其原因即为补足订户。
茅盾、傅东华他们见到这个谣言，十分气愤，又立即在《文学》翻译专号上登个辟谣启事，指出这消息“全与事实不符。本刊自入二卷，亦已出版二期，内容是否与前完全不同，读者有目共睹，无待声辩。至于今后连出专号之用意，无非使读者注意集中，期可将目前文学建设所需商讨之种种问题逐个解决。且本刊提出的专号，系连续四期，并非三期。”“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则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苟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棉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与那些御用报刊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茅盾就是在这样夹缝环境中作斗争，作努力。
5月的一天，茅盾拿着新出版的《文学》翻译专号到鲁迅家里商量工作。
鲁迅告诉茅盾：《文学》出翻译专号，对作家的翻译热情倒是个刺激。鲁迅又感叹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
茅盾深有同感，一听鲁迅这话，笑道：“这叫媒婆不如处女。”
过了一会儿，鲁迅点点头，对茅盾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要高、印刷也要好。”
茅盾一听，当即表示赞同，并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