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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
“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
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
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
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
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去作陪客。当时，陈望道对《太白》刊名有了解释，他对鲁迅、茅盾说：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还有，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还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又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
鲁迅一听陈望道这个解释，掸了掸手头的香烟，点点头，对大家说：“这只能我们自己淘里知道，不能对外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
茅盾也点点头，表示赞同。陈望道想请鲁迅、茅盾参加《太白》编委会时，鲁迅说：“还是暗地里支持你好，公开列名，恐怕反而于刊物不利。”茅盾也赞同鲁迅的这个意见。
后来，茅盾和鲁迅一道，用实际行动支持《太白》。《太白》半月刊从1934年9月创刊，到1935年9月停刊，茅盾共发表了23篇文章。应该说，茅盾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功不可没。
正当茅盾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左联”书记处又办起《文学月报》，茅盾又被推为编委。于是，茅盾既忙于给《文学月报》写文章，又忙于替《文学月报》审阅小说稿件，在审阅小说稿中，茅盾发现一个很有才华的新人——沙汀。当时，周扬把沙汀的《码头上》、《野火》两个短篇送给茅盾，茅盾看后，在退给周扬稿件时，对《码头上》一篇写了几句审读意见，大意是：
写得还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有才华的，小说可以发表。不过结尾的写法我不喜欢。当时，周扬把茅盾的意见转告诉沙汀，沙汀感动不已，十分振奋。后来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小说集出版后，茅盾撰文高度评价。
1933年春节，已在北平的郑振铎回上海过春节，在与茅盾晤面时，二人都十分怀念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时那段生活，十分感慨。郑振铎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在感叹现在没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时，忽发奇想，建议茅盾把《小说月报》办起来。茅盾笑道：“你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作不了主。商务当局是越来越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如果要办刊物，倒不如另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
郑振铎点头赞同，于是二人又具体策划杂志的具体内容，包装和发行等事。
郑振铎说：“找书店出版的事交给我来办，刊物的名称就叫《文学》如何？
至于主编一职由你来担任。“茅盾一听，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是被戴上红帽子的，我当主编，不过三天，老蒋的手下就找上门来了，还是另找一个不被他们注意的。你本来是《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你来担任，倒名正言顺，可是你又在北平教书。“郑振铎一听，也觉得有理，便说：”如果是这样，我只能顶个虚名，帮忙拉拉稿子，实际办事，总得在上海找一个人。“
“谁合适呢？”茅盾也沉思起来。
“傅东华怎样？”郑振铎像发现什么似地说。
茅盾一听，沉吟一会儿，说：“人倒还合适，不过他会答应吗？我怕他舍不得丢开商务这个铁饭碗。”
“那我先动员动员再说，其他的事，您多费心再考虑一下。怎么样？”
郑振铎自告奋勇。
过了两天，郑振铎来告诉茅盾，傅东华已经同意担任主编了，出版《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生活书店愿意出版。茅盾一听，也非常高兴，便和郑振铎一起研究编委名单，除茅盾和郑振铎之外，还列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等。后来傅东华又要一个年轻人来协助他编辑，于是请黄源来协助编《文学》杂志，等筹备完毕，郑振铎便回北平教书去了。
《文学》杂志终于在1933年7月1日创刊，发行后立即受到欢迎。4天后又再版创刊号，一个半月后，已经再版4次，可见欢迎程度。
《文学》是继《小说月报》之后，抗战之前，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型杂志，为办这个杂志，茅盾不仅是个主策划人，而且又是一个撰稿人，他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又发表了不少好作品。
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刺骨的北风紧刮着。茅盾正在灯下看《文学》的稿子，突然传来咚咚的叩门声，夫人孔德沚出去开门，原来是鲁迅家里的女佣送信来。信是鲁迅写给茅盾的，信中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天午后×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茅盾按约准时来到咖啡馆，鲁迅已在那边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