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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活跃。
对“左联”，茅盾后来有很高评价。
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者和播种者。这个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而“左联”
则是它的核心。“左联”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养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等方面，都作出了辉煌的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抗日战争中，以“左联”为核心的这支队伍撒向全国，成为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坚。全国解放后，这支队伍又成为全国各条文艺战线的骨干和核心。可以说，无视“左联”的作用，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史。
然而，当时茅盾对“左联”的一些作法，由于经历过大革命那样风风雨雨之后，在政治上更成熟了，因而保留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对左联那种类似政党活动的一些活动，茅盾并不热心参加。因为这些文人的热心，在茅盾看来，幼稚和可笑。而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当面反对，会挫伤这些文艺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有违组织原则，所以茅盾采取不热心参加这样一个办法。
比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本不该左联成员做的事情，茅盾从未参加，当时一些年轻的左联成员，对茅盾这样的态度不以为然，甚至很有意见。
而冯雪峰却对那些年青朋友解释说：“茅盾年纪大，身体不大好，不必要求他也和大家一样去上街游行。”实际上，茅盾当时亦只有三十多岁。
茅盾听到冯雪峰有这样一个解释时，哑然失笑。
参加“左联”一些会议之类的活动，还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离群索居两年多的茅盾，仿佛又忙碌起来了。刚答应冯乃超参加“左联”不久，“左联”
就通知茅盾，让茅盾去福州路参加一个“左联”大会，冯乃超在会上作政治形势报告，说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要求大家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会上，茅盾发现“左联”成员都以青年作家为主，而且郑振铎、叶圣陶都没有参加，感到很纳闷。事后问冯雪峰：“西谛兄和绍钧兄怎么都不参加‘左联’？郁达夫倒是其中成员，是何缘故？”
冯雪峰说：“振铎和圣陶他们，主要是多数人不赞成，所以没有进来；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说到这里，冯雪峰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圣陶那里，我已经去做过解释工作，免得他多心。”
“这样做，总不好。把这样优秀的作家关在门外，不利于工作的。”茅盾表示反对这种关门的做法。“鲁迅也反对这样做。”冯雪峰接着茅盾话茬说。
五月下旬，“左联”又召开大会，主要是组织号召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事，会上，通过了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决议，并把盟员分成小组。鲁迅也来参加会议，他用浓重绍兴口音说：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要“左联”每个成员思想要坚定。他还针对“左联”成员的思想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茅盾发觉鲁迅讲话和他的文章一样，非常尖锐深刻。
“左联”的激进的活动，使茅盾认识了胡也频等青年作家，但它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唯恐这些年轻的作家们再闹出一个五卅、五四来。9月30日，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便签发了“取缔”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等组织的密令，12月又颁发了《国民政府的出版法》四十条，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
自然，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对茅盾来说，并无惧怕，对“左联”那些类似政党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茅盾和鲁迅谈到“左联”时，也交换过这些看法，鲁迅听后，有同感，淡淡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这时，茅盾秘密搬家到了静安寺附近，刚刚安顿好，同乡老友徐志摩却带了一个外国女人找到茅盾这个秘密新居。听得叩门声，茅盾见是徐志摩，吓了一跳，这次秘密搬家，志摩怎么就知道了？忙问：“志摩，你怎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徐志摩依然那么潇洒，活泼，看到茅盾那一脸惊讶，没有正面回答，却说：“我给你带来个客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北平的记者，叫史沫特莱。”吏沫特莱是个非常爽朗的人，立刻伸出手，用英语对茅盾说：
“对不起，打扰了。”茅盾也用英语回答：“欢迎欢迎。”忙请大家进屋去谈。
进屋后，茅盾为徐志摩、史沫特莱沏上茶，徐志摩忙说：“这几年老兄转到文学上，成就很大，早几年我见到《幻灭》发表，就猜出是出自老兄之手，后来，果然！让我猜中了，连云少爷也不得不承认。”茅盾笑着点点头。
讲起《幻灭》，史沫特莱知道茅盾的三部曲，合成一集，以《蚀》命名出版。
便说：“沈先生的《蚀》出版，能不能送我一本呢？”话语里，十分直率。
茅盾点点头，“可以可以”。忙起来，去房内取来两本书，签过名后，分别送给史沫特莱和徐志摩。史沫特莱拿起《蚀》，翻了一下，看见扉页前的作者的照片，端详一会儿，抬头看看眼前这个小个子作家的模样，笑道：
“Like a young lady。”意思是说像个年轻的太太。说完，茅盾和徐志摩都笑了起来。
大家又谈了些北平、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徐志摩和史沫特莱便告辞了，但茅盾和史沫特莱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1930年8月，茅盾的老友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归来。并用暗号给茅盾写了一封信，约茅盾夫妇去聚谈。茅盾夫妇和秋白夫妇已是多年不见，便按约去秋白秘密住所拜访，旧友相聚，自然十分欣喜，茅盾向秋白诉苦道：“自从日本回来，发现国民党仍耿耿于怀，称我的文章‘不无宣传共党嫌疑’，所以只好当专业作家了。”
茅盾显得十分无奈。二人谈起往昔峥嵘岁月，都唏嘘不已。茅盾向秋白打听胞弟沈泽民在苏联的情况，秋白告诉茅盾：“泽民、琴秋不久就要回国了，琴秋生了一个女孩。”茅盾、孔德沚听了，都十分高兴。停了一会儿，秋白问茅盾：“打算写哪些小说。”茅盾说：“想写些历史小说。”秋白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写历史小说，也可以反映现实斗争。”秋白还为茅盾讲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从秋白那里回来没有几天，茅盾得知胞弟沈泽民化名李明扬，秘密回到上海了，但中共的交通员没有接到沈泽民，十分焦急，便到茅盾家里探听，茅盾夫妇才知道沈泽民已回上海。
没有找到沈泽民，中共中央十分焦急，因为知道泽民带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示，即后来史称“十月来信”。于是，茅盾和中共组织商议，拟个只有泽民才知道的启事，启事如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兄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这条启示登遍上海各报，但仍不见泽民踪影。
于是，茅盾又和中共交通员商议，再发一个启事：“罗美老弟，有事相商，请来某某处，博古。”这里的“罗美”是泽民的笔名。但这则启示登出后，也没有回音。所以中共组织急得团团转，生怕出意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和杀害。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杨之华在一个工厂门口，碰到沈泽民。才算又和中共接上头。原来泽民回上海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不敢去找熟人，因错过接头时间，他只好去租一个住房，伺机与组织联系。
时间一长，他想进工厂做工，以便找到组织。所以，他在一个工厂门口徘徊时，被杨之华碰见，遂接上组织关系。胞弟沈泽民回来不久，弟媳张琴秋也转道东北回到上海，泽民进中共宣传部工作。琴秋做女工工作。
此时，“左联”内部决定办一个刊物，并定名为《前哨》，由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负责编辑，在筹备过程中，“左联”发生五作家被害事件，消息传来，“左联”
成员都义愤填膺，把披露五烈士的工作，作为《前哨》的第一期内容。茅盾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印刷，左联烈士的照片，都是印好后，用手工贴上刊物内页的。茅盾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全国革命文化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发表在《前哨》上，通过秘密渠道，向全世界控诉。
由于《前哨》直露的政治态度，秘密发行，也立即遭到查禁。于是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继续顽强地出版。
1931年春暖花开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奉命去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从此，茅盾和胞弟成为永决。沈泽民后来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两年后，1933年11月20日牺牲在苏区。5月下旬，冯雪峰到茅盾家里，要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茅盾表示推辞，雪峰告诉他，这是经过研究后的决定，并宽慰茅盾：“试试吧，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茅盾默认了。不久，瞿秋白因在党内遭到王明的排挤，表示想搞文学，所以，他有更多时间来领导“左联”工作，而茅盾则有更方便的机会去和秋白、鲁迅等商量“左联”工作。
1932年底，《申报》的老板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副刊“自由谈”，茅盾、鲁迅、瞿秋白三人支持黎烈文，茅盾接连写《“自杀”与被“自杀”》、《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等文章，在“自由谈”
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