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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茅盾当时也只是个30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
小说《幻灭》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着重描写女主人公章静的一段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即双重幻灭——为了追求恋爱自由、爱情幸福、妇女解放的所谓个人的完善和报效民族、国家的双重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及这种理想的无法实现，这种努力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无情吞噬，展示出一段人生之旅和人生之梦。静女士从某小镇到上海念书，因在初恋时遭军阀暗探抱素欺骗，感到幻灭；后来大革命兴起，到武汉投奔革命。但是，实际斗争使她厌倦，誓师北伐典礼又给了她勇气。不久大革命失败，静女士又感到失望、幻灭。
而静女士的朋友慧女士则是一个见过世面、看透人生又到法国念过书的女性，因而在静女士纯洁的感情被青年学生抱素（一个暗探）玩弄后，形成了一个貌似三角恋爱的关系，最后，静女士在武汉当看护，认识了连长强惟力，后来强惟力奉命归队，静女士又陷入幻灭之中。
茅盾那如火如荼的创作激情，大胆地批判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揭露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讴歌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又把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写进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幻灭》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十分成功，极为真实地写出了那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内心世界。
小说语言绚丽、犀利、清新。
《幻灭》写到一半，茅盾从稿纸堆里抬起头来，发现酷暑已经消去，书中人物的各种纠葛和矛盾却依然没有理清，随手便在书名“幻灭”下面署了个“矛盾”的笔名，准备让隔壁的小说家叶圣陶看一下。为什么茅盾当时取了个“矛盾”的笔名，作者后来有过一段解释：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茅盾的这段解释基本上是真实的。茅盾当时让妻子将部分稿子送给叶圣陶看，第二天，叶圣陶就到茅盾家里来，兴奋地对茅盾说：“写得好，写得好，昨天夜里，我一口气读完你让德沚嫂送来的稿件。我准备登在这个月的《小说月报》上，马上就发稿。”
茅盾听后，吃惊道：“我还没有写完呢，送给你的，也只有一半。”
“没有关系，九月登一半，十月登一半。”叶圣陶也信心十足地说。
茅盾觉得这样也好，也可及早给家里补贴些油米钱，便说：“这倒也是个办法。”
“只是沈先生用的那个笔名，恐怕再改动一下，用‘矛盾’二字作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而且内容又是写这场大革命的，万一国民党方面来查问，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了一下，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这样，姓茅的人很多，人家就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口音上依然是‘矛盾’，不失沈先生本意，不知您以为如何？”
茅盾一听，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
岂料，“茅盾”这个笔名一经起用，竟成了茅盾一生中和本名齐驾并驱的一个笔名，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名字！
《幻灭》在《小说月报》九、十月号上发表以后，书中清新绚丽的语言，热辣辣的题材和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不少人写信给《小说月报》，追问“茅盾”是谁？茅盾故乡邻镇的著名诗人徐志摩看了茅盾的《幻灭》以后，写信给叶圣陶，打听“茅盾”是谁。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意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决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徐志摩知道叶圣陶不肯告诉，但凭自己聪慧与敏感，一定是参加过大革命的沈雁冰。所以，后来在一次看戏时，他对同乡、茅盾的朋友宋云彬说：“绍钧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宋云彬一听，颔首大笑。
当茅盾交出《幻灭》后正打算写第二部时，不料叶圣陶来对茅盾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来了，你最好写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文章，算是我们对鲁迅的欢迎。经过叶圣陶的劝说，茅盾同意了。但过了几天，叶圣陶来取稿时，却不是评议鲁迅的，而是一篇《王鲁彦论》，在叶的催促下，茅盾再写了《鲁迅论》，两篇作家论，是茅盾回到文学界后的新奉献，而叶圣陶仍坚持先发《鲁迅论》，在11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署名方璧。
茅盾知道鲁迅10月3日到上海了，8日住在茅盾近邻，但一直不敢轻易出门去看他。10日那夭晚上，鲁迅由周建人陪同访问茅盾，茅盾十分歉然地说：“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然知道你已来上海，且同住隔壁，却未能来拜望，很过意不去。”
鲁迅却摆摆手，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茅盾和鲁迅各自说了武汉和广州的情况，周建人也讲了上海的事情，三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末了，鲁迅说：“看来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了，但我们的有些人却仍在唱革命不断高涨的论调，这就令人费解了。”
茅盾一听，接着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茅盾问鲁迅今后的打算，鲁迅表示来上海住下去，不打算再教书了。茅盾苍白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临别鲁迅握住茅盾的手，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多保重。”
送走鲁迅，写完两篇作家论文章后，茅盾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动摇》。
《动摇》是茅盾经过冷静思考，比较有计划地来写的，杂取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所见所闻，基本素材，取之于发生在湖北钟祥县的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小说借此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以一个县城的变化来以小见大。
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左派人物方罗兰和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
方罗兰这个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在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上和对待爱情问题都异常动摇、软弱。因而其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
而土豪劣绅代表胡国光，混进革命队伍后，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他们用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声誉，血腥镇压革命。在《动摇》中，茅盾第一次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李克。但在这部小说中，茅盾从史实出发，没有浓墨重彩去描写，因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李克也无回天力，责任只在方罗兰们。
回忆有时是美好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尤其是自己孜孜以求过的事业惨遭损失的回忆，更是令人扼腕！茅盾在写作《动摇》时，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说自己创作心境：“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所以，茅盾写作《动摇》是非常痛苦的事。
这自然是不以茅盾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927年底，茅盾的《动摇》方始改定。望着这一大握和着血和泪的稿纸，茅盾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妻子孔德沚和母亲她们已经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茅盾有意观察一下当时文坛的反映，发现有部分评论《幻灭》的文章，对《幻灭》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茅盾觉得这个批评就作品而言，也许是对的，但从作者个人主观上而言，这种反映并非本意，大革命的失败使自己悲痛消沉，同时又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又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完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变，相信革命还会起来。总归要胜利。这一点，茅盾是坚信的。因此，茅盾转而写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一个中篇。借以调整自己那陷于悲观状况的思绪。
同时，他为了对这些批评辩解，也是为了表白自己的这种信念，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形式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这个短篇小说是茅盾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小说写的是君实和娴娴夫妇的故事。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而娴娴是个“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给丈夫一句话：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赶上来吧。其实，这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生动性也很缺乏，但构思非常经济，寓意也深邃，作者借小说暗示自己的一个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自然，茅盾这篇小说，也不可能给革命者指一条路，不可能写出娴娴上山之类的途径来暗示革命，只是表明作者的信念，来回答那些对《幻灭》责难的评论家们。后来《幻灭》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