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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茅盾他们买了1月7日去广州的船票，订了个官舱，这艘名为“醒狮号”
的轮船，是当时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还在月底时，茅盾他们得到广州电报，说大会元旦开幕。茅盾他们觉得十分无奈，开幕式是肯定赶不上了，如果会期长，还会赶上后期几天。因为当时上海到广州，轮船一般要走6天。
船徐徐离开上海码头，茅盾和恽代英等5人，站在甲板上，午夜的寒风冷得侵肌入骨。夜幕下的上海，在昏暗的灯光里，徐徐在视野里消失。在路上，茅盾望着无边无垠的大海，湛蓝湛蓝，海鸥起伏，引来茅盾的无限遐思，回到官舱，茅盾写起了“南行通讯”。此时，茅盾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充满信心，同时，这是第一次远行南方，自然一切都新鲜。
1月12日，茅盾一行到达广州，报到，安顿好后，茅盾和恽代英便去文德路见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延年向茅盾他们讲了中共中央的三点意见，即这次会议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党不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时争席位。
茅盾他们还知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在4日正式开幕，258名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此时的广州，全国许多政治精英都汇集在一起，给青年茅盾大开眼界，在“二大”，他认识了不少政治名流。会议一直开到19日才结束，足足开了半个月。会议的声势非常大，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迫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大会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同时，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日大会结束后，茅盾正打算整理行李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茅盾和恽代英，要求茅盾和恽代英都留在广州工作。茅盾问在哪里工作？答曰：“沈先生留在中央宣传部。恽先生去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茅盾没有二话，放下正在整理的行李，他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是汪精卫兼的，而汪认为工作忙，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毛泽东，茅盾早几年就认识了，也听他谈过对形势的看法，十分深刻。
这时，茅盾对来人说：“那好，但我要与上海家里打个电报，说一下。”“应该，应该。那请沈先生梢候，我去叫车，送沈先生去住处。”
一会儿，车子来了，茅盾提着行李，随来人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住处——东山庙前西街38号，原来，毛泽东带家眷就住在那里，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处。
在这幢简陋的楼房里，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住着女仆和麻面黑脸的肖楚女。
茅盾到了那里，毛泽东、肖楚女在迎接。茅盾与肖楚女是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已是老朋友了，毛泽东告诉茅盾说：“中央宣传部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较远。”
“没有关系。”茅盾笑笑。又问：“工作上有什么要求。”
“过两三天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开会，到那时，我将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毛泽东认真地说。
茅盾一听，有些惊讶，不解地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当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其他如妇女部、青年部也都如此。”
“那我，恐怕不能胜任吧。”茅盾一听秘书是在部长之下，觉得担子很重。
“不要紧，不要紧，”毛泽东连忙摆摆手，宽慰道：“肖楚女同志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又说：“我呢，有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而《政治周报》的编务也由沈先生你来主持了。”毛泽东交待着宣传部的有关工作。
2月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等议案。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1925年底创刊。茅盾从毛泽东手里开始接编第五期。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汪精卫、毛泽东都作了指示，茅盾和肖楚女还亲自动手，写了宣传大纲。
2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由此，茅盾更加忙碌了。
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又奉命回到上海。接替茅盾编《政治周报》的是从上海来的张秋人。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和茅盾一样，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早期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3月21日，张秋人到达广州，茅盾交代张秋人后，去拜访汪精卫，汪精卫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言辞之间，十分感慨时局的变化。临走，茅盾又去向刚刚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的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希望茅盾回上海后，替广州国民党中央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茅盾一一答应。
茅盾依旧坐“醒狮轮”回上海。他站在甲板上，浮想联翩，他目睹国共两党中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也目睹了广州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感慨万端。碧蓝碧蓝的大海，涛声依旧，革命的热情依然，但革命的前途如何？
茅盾回忆3个月之前，5人共赴广州开会的热烈情景，今天是一人归沪，心中自然又万般惆怅。
茅盾回到上海，一回到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郑振铎便来看望茅盾，郑振铎告诉茅盾：“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茅盾疑惑地问。
“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他们自然知道。”
郑振铎只好如实回答。茅盾听说后笑道：“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郑振铎一听，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第二天，郑振铎又到茅盾家里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告诉茅盾说，这是退职金。同时又从袋里摸出一张商务印书馆的百元股票，说是商务当局报答茅盾十年来在商务的贡献。自此，茅盾彻底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几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于是，茅盾开始积极为实现毛泽东的嘱托而奔走。茅盾离开广州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4月13日上午和5月4日开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同志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委托柳亚子、沈雁冰为正副主笔，和“宣传部请委托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案”，决议“委沈雁冰同志担任”。因此，茅盾为办报奔波出眉目后，终因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不同意而搁浅。茅盾转而编辑国民运动丛书，这套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而编辑的，当时，茅盾列出五辑书目，分别由一批革命同志撰写或编译。丛书只出一部分，后因形势发展飞速而告结束。
由于恽代英留在广州，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交通局的工作没有人主持了。这个交通局主要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因此，交通局工作十分重要。上海市特别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便决定由茅盾代交通局主任。
茅盾到交通局了解情况后，发现人手太少，便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要茅盾提出人选。于是茅盾根据交通局的工作要求，向市委提荐家乡植材小学的教师郑明德和梁闺放夫妇，结果，引起交通局内部中共党员同志的不满，认为郑梁两人是茅盾的私人，后经特别市委出面解释才算平息。
6月25日，广州国民党中常委正式任命茅盾为交通局主任，并规定了每月一千元的经费，后来，茅盾物色到林华，曾派他去沿江各省视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在1926年繁忙的地下政治斗争中，许多革命女性成为茅盾夫妇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在与这些革命女性接触熟悉过程中，茅盾仿佛有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几次想动手把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女性写成小说。但是，形势发展迅捷，北伐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到茅盾正忙碌时，已顺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也宣布独立，省长夏超和沈钧儒等都同意茅盾为独立后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沈钩儒的省政府组阁计划尚未实现，因夏超被孙传芳赶出杭州而告吹。
因而浙江形势一片混乱。此时，武汉形势却十分喜人，武汉来电上海，要求派人去那里工作，中共中央便决定茅盾不去浙江，而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茅盾接到命令，便与夫人孔德沚准备去武汉。
这时，包惠僧从汉口给茅盾发来电报，要求茅盾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并汇了钱来。茅盾又忙碌起来，亲自任考官，为武汉军校录取了200来名学员，物色了3名教官，陆续送走以后，已是1926年12月底了，茅盾将两个孩子和母亲安顿好后，才和夫人孔德沚坐英国轮船直奔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本部在两湖书院。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当时蒋汪都不在武汉，所以同时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分别代理蒋、汪的职位，但实际上，军校的日常工作是茅盾的老同事恽代英主持。他是军校校务委员，又是军校的总教官。茅盾到达武汉后，住在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离军校不远。到军校报到后，茅盾去向周佛海请教上政治课的内容，周告诉茅盾，政治课内容没有一定章程，暂时用瞿秋白早几年在上大用过的社会科学讲义。后来，茅盾经过研究，确定给学生讲些基本的常识为好，于是他选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封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