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茅盾不仅在上海崭露头角，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并成为战友，共同在这条战线上奋斗。在改革《小说月报》时，茅盾通过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树人）相识，两人信往稿来十分密切。鲁迅不时向茅盾提供作品，或推荐，或自撰，从作品上支持茅盾改革《小说月报》；而茅盾对鲁迅的作品推崇备至，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1921年12月4日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立刻引起轰动，而茅盾以深刻的审美目光读了前四章以后，立刻评论道：“……《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力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诲。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茅盾的这个评论，为《阿Q正传》评论史上，开了先河。以后不少论者，都以此为蓝本。在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的1921年，从4月份开始，茅盾和鲁迅直接通信，到年底，两人书信往还50余次，平均5天就通一次信！在新文学共同的使命中，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如果说，茅盾和鲁迅在沪京两地频繁书信往来，加深友谊的话，那么，茅盾与郑振铎，则直接共同战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等文学阵地上。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之初，就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当时郑振铎还在北京读书，知道上海沈雁冰希望北京新文学界朋友支持时，立刻代为约稿，赶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一期发稿前，给茅盾寄去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周作人及耿济之等人的小说和译文，给茅盾的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不久郑振铎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铁路西站当见习。茅盾把郑振铎推荐给《时事新报》、《学灯》当编辑。
5月11日，郑振铎进了商务印书馆，筹办《儿童世界》杂志，从而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在新文学这个园地辛勤耕耘，成为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台柱子。另外如叶圣陶等友人，也坚决地和茅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因此，2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新文学的崛起，挖了旧文学顽固派的祖坟，引起盘踞上海文坛的那批文人的愤怒和不满，《小说月报》一出版，就受到上海鸳鸯蝴蝶派出版的《红玫瑰》，《快活》等刊物的围攻，当时商务书馆的名流陈叔通，愠怒茅盾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将照例寄给他的《小说月报》原封不动地退回编辑部，表示不满。尤其《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给那些消遣、无聊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礼拜六》是个杂志名称）文人以致命打击。
此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深感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在新旧文学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因不懂外文而日感紧迫，甚至无法再驾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觉得在东西、新旧夹缝中，实在很累。于是他征得张元济同意，亲自去北京请年青的名人胡适来担任所长，胡适答应先到上海编译所看看。
1921年7月16日胡适到达上海，就将编译所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并轮流“召见”编译所高级职员。茅盾是18日、22日两次被“召见”，胡适问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况后，就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提倡“新浪漫主义”、“表象主义”
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告诉茅盾：“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并劝告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指出“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向来说话办事谨慎的茅盾一边回答胡适的一些询问，一边静静地听胡适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表示什么。
不料，在商务印书馆呆了一个多月后，胡适向商务当局表示自己不干了，却把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云五推荐给商务，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而王云五则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他强。因为是胡适推荐，商务当局不敢怠慢，高梦旦带了郑贞文一起去请王云五“出山”，担任编译所长。1922年1月王云五正式取代高梦旦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其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文学人士，称其为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因此，王云五的上台，给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们，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22年7月，也就是王云五上台半年时，茅盾针对鸳鸯蝴蝶派一年多来对《小说月报》的攻击以及他们的许多荒谬的论点，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文学思想、创作思想、方法及社会效果，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和批判。此文没有他们攻击茅盾、攻击《小说月报》时所用的谩骂的方法，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因此礼拜六派通过各种关系，向商务当局施加压力。
王云五等商务保守派认为这是个时机，这样可以教训教训茅盾等新文学战士了。当时，王云五派了一个姓李的人专门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说月报》销路很好，影响也大，这次第七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响也大，尤其是《礼拜六》听说他们准备提起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说到这里，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没有答腔，又说：“这件事，云五先生也担心，弄得不好，我们要吃亏，名声也不好，从商务利益考虑，是否请沈先生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如何？”
年轻的茅盾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写文章道歉的要求，对来人严正地说：“李先生，你也应该知道，不是我破坏它们的名誉，而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半年之久，你们不吭一声；如今，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你们就那么‘重视’？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商务印书馆早就应该控告他们了！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
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来人阴险地一笑，”沈先生言重了，言重了，我也是替沈先生着想。“茅盾一听，更气了，连瞧都不瞧来人一眼，气愤地说：
“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礼拜六’还敢不敢打官司？”
那个姓李的人一听，吓坏了，他知道此时的茅盾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知道年纪不大的茅盾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因而连连说：“沈先生，此事不可闹开，不可闹大。”说完便灰溜溜地走了。由于茅盾态度坚决，王云五等人也只好变换手法，通过内部审查的方式，控制《小说月报》。这件事被茅盾发觉后，十分气愤。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当初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是馆方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茅盾的这个“抗议”，对新上任的保
守派王云五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商务当局研究后，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但又考虑《小说月报》的销路，决定由郑振铎继任。
同时，商务当局又坚决挽留茅盾在编译所工作，因为商务当局怕茅盾走出商务另办刊物，影响商务利益。茅盾将商务印书馆情况向中央党组织汇报后，共产党中央觉得如果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一时难以再找一个合适的中共中央交通员，陈独秀也劝茅盾留在商务，以便更好地为中央工作。
当茅盾知道商务当局同意他从十四卷（即1923年）起辞职后，又向商务当局提出，在主编十三卷内任何一期内容，馆方不能干涉，不得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沉吟一会儿，表示同意。
茅盾在主编最后几期《小说月报》过程中，对礼拜六派的反击，更加猛烈。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的社评栏里，发表了《真有代表旧文学旧文艺的作品么》的短评，借北京《晨报》的文章，抨击礼拜六派。文章说：
“北京《晨报》副刊登着子严君的一段《杂感》说：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
“‘礼拜六’（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读物）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英人戈斯德在《善种与教育》上称英国的坏人为‘猿猴之不肖子’。”
“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猿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茅盾把这激烈的话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商务当局也无可奈何。
另外还有题为《反动？》也是批评“礼拜六”的，也登在同一期《小说月报》上。
茅盾自己认为，“同一期的《小说月报》连载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在茅盾及其他新文学战友和商务当局顽固派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开展激烈斗争之时，侧面又受到友军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主持的创造社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