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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5~296页、372页)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
在过去了的近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思想和巨大的领袖感召力,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时代。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他是一个象征,一种信仰,一尊神。我们像一群依赖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安排,虽然毛泽东自己未必就愿意这样,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自己编出的这个神话。当终于有一天觉得被这个伟大的父亲抛弃时,我们曾惶恐过。也许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成熟得更快,尤其是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家们,那些曾经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当他们面对这种种非理性的现象认真思索时,当他们面对生死而重新审视人生时,他们才分得清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和作为肉体凡胎的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终于在他的脑海里,从神,又回归到了人。
漫长的铁窗生涯,给了父亲思考的机会,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他终于可以静静地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了。他说:“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
现在,他可以相信自己了,他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战争年代,他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和平时期,他为军队现代化奋斗,为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他确实尽力了,他没有做错什么。“文革”刚发生时,他相信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被关押后,他认为是奸佞置他于死地,他总有一天能为自己讨还清白,可现在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还他什么清白,他相信他自己,他还是他,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
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过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过对功名的冲动,还有过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过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7 自由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文革”的柱石,掌控武装力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丘上。
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全都乱了。
社会上各种被压制的潜流活跃起来。陈正人(注:曾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给毛泽东写信,他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刘建章(注:曾任铁道部部长)夫人刘淑清也写了信,通过王海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任务大概只有交给将来搞《毛选》注释的同志了。他写道:“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了底。”(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284页)
我们被允许给父亲送东西了。
时间,在孤独与寂寞中一点点流逝。父亲是1967年底被抓进去的,1968年过去了,1969年也过去了,1970年又过去了,1971年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天是短暂的,天气渐凉。父亲后来说,突然间收到了家里带来的包裹。已经4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而顷刻间,亲人缝制的棉衣就在眼前,老泪纵横……他写道:
“独处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心底,惟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岁月艰济,骨肉安危无消息,何时解迷?”
狱中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善着。看守的态度不再那样蛮横了,不再因为等不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而是告诉他可以拉在痰盂里,再倒掉了。他搬进了二楼,不再像原来那样阴暗潮湿了。伙食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稀饭,现在也居然吃到大米饭和蔬菜了。改善伙食的第一天,给他碗里放了三个包子。父亲说:“我太久没吃饱过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问,能不能再给一个吃?那个战士斜眼看了一下说,你就不怕撑死啊!又给了我一个。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来他说得对,是会撑死的。”
生活上的改变,联系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父亲看出来了,林彪的名字不见了,而且他的那个班底也都不见了,一天、两天……好久都不出来了。父亲说:“他们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会这样的死掉。”
早在半年前,专案组又一次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归纳为三个问题:一、反党罪行;二、情报资敌;三、包庇叛徒特务。其中第一项仍无限上纲;第二项把通敌改为情报资敌;第三项过去是次要问题,现列为主要问题了。假党员不再提了,日特、叛徒的帽子也没有了。
“通敌”和“资敌”一字之差,多少意味着性质的变化。这件事,外人听起来,耸人听闻,但就情报系统来说,无非是件正常的业务工作,又经过各级组织批准,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了多大错误,工作毕竟就是工作,又能做出多大的文章呢?从后来查阅到的材料看,这件事,从一开始,上面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主要是中央二办的几个人在呼风唤雨,专案组是为虎作伥。其实,二办带头的也是总参政治部派去的人。我现在还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散布一些有关高级干部里鲜为人知的逸闻。估计都是他在搞专案期间的收获吧。
黄永胜批:“此材料一般,暂缓上送。”
是不是挺遗憾的?
漫天的乌云终于透过来一缕阳光。5年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家庭的第三代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小亮。虽然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火花,但那是希望之光。我们在这个婴儿的身上,寄托了对他爷爷新生的企盼。
林彪集团的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他们又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持。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他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是走出死牢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们开始向他写信申述冤情。
但像我们这样的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们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了,摆在面前的,是要寻找一架通天的梯子。
我弟弟是个能折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