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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记录下他们的办案的方式和过程：
罪行之一，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1967年4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首先展开了对张爱萍入团、入党问题四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和本人的叙述基本相符。
9月13日，专案组报告：“专案办公室与南京军区保卫部分头派人外出进行了5次调查，从4月中旬开始到8月中旬止，历时4个月，跑了5个省，到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宁波、芜湖、广德、成都、重庆、达县、大竹、南充、岳池等地，共走访135个单位，面访了90多人……据目前止，已掌握的旁证材料看，关于张爱萍的入团、入党、由川去沪、两次被捕、由沪去苏北、从苏北回沪等历史问题的情况，基本上和本人交代相符。”
1967年9月28日，专案组印发《张爱萍专案情况汇报》（第一号）：
“一、关于入团问题……据张爱萍的同乡、同学和四川历史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张爱萍确于1925年—1927年在达县期间曾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张鲤庭、戴治安是领头的，学生中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刘灵柱、曾繁福、邓廷壁等最为积极，他们当时都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同张爱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关于入党问题……据张爱萍的一些同乡、同学和老党员、老贫农的回忆，一般都听说张爱萍于1928年在达县地区教书期间入了党，并在罗江口一带组织雇农进行过秘密斗争，有一位老贫农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给张爱萍当过秘密交通，并留下一个当时送信联络用的铜牌子（由其孙李纯武保存下来的遗物）已交我们带回。总之，所获张爱萍在达中毕业后去上海之前这段历史同张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这个“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结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由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出面，亲笔写了《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的报告，对专案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推翻并重新调查。“文革”结束后，这个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单位领导人意图写的。
这样就有了第二轮调查。由于在四川老家没有找到张爱萍的历史疑点，专案组决定调整方向，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寻找疑点，进而倒过来否定张前期的历史。1967年10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并随即否定了几个月前证明张爱萍确系党员的结论。于12月1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但是，怎样才能推翻由他们自己花费了4个月时间取证来的事实呢？
专案组重赴四川。有电话记录表明，专案办主任多次通话部署：要“抓住牟仲宇这个重要线索”。
牟仲宇是谁？达县地下党当时的三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张、戴是张爱萍的入党介绍人，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牟于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在前两次走访时，牟都向专案组提供了张爱萍1928年已是党员的证词。
这位专案办主任不愧是搞专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这样有过被捕脱党经历的人，腰板是软的，逼他写个假证词是不会太难的。
1967年12月27日牟再次被传唤。在此前，专案组在达县到处张贴打倒张爱萍的标语，并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泽东、林彪圈阅的隔离反省的批件给牟和他的家人看。这时的牟，已被收监。于是，在现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真是下笔有千斤啊！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不记恨这个曾经入党又脱党的老人，蝼蚁尚且贪生，区区一条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这个证言，于是立即发生了1967年12月26日对父亲的逮捕关押和28日的第一次审讯。专案办副主任亲自审讯，他问：“如果有人证明介绍你入党的人不是党员，怎么办？”以牟的证言，逼父亲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工作日志记载，前后用了7个小时。1968年1月4日，此人又主持了对父亲的第三次审讯，用了9个半小时。他说：“看谁熬得过谁？反正我们人多，三班倒，我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姓自己的姓！”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父亲在数次审讯后的“招供”：
“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我也不算是党员。”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张纸上三个鲜红的手印。那是印在他签名上的手印，带血的手印！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后退回的专案卷宗里，我看到了当时魏传统、王维舟、胡耀邦为确认张爱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提供的证词。但他们居然敢压下来！
年代久远，翻阅这些发黄的卷宗，那鲜红的手印仍在刺痛着我的眼睛。在给父亲录音时，我甚至都想跳过这段回忆，因为我看到的，满是带血的伤口。
罪行之二，日本特务。
还是说那个专案办主任。
他在翻阅张爱萍的自传中，看见了这样一段经历：在红14军攻打黄桥战斗中，张被打断了左臂，后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医院治疗枪伤，伤愈后，被派往闽西苏区。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肯定可以找到嫌隙。于是他指派副主任带队赴上海调查。
父亲回忆，由于伤势太重，红14军党的组织将他和另一名伤员副营长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疗。因为是枪伤，只好藏在运猪船的船舱底下，上面是猪粪屎尿，密不透风，加上天气炎热，人都晕死过去。一直等到夜里，但事先接应的人没有来，无奈中想起了同乡彭丰根大夫。彭是他1929年从达县老家来上海时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饥寒交迫中曾得到过他的周济。彭便安排他们住进了福民医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举目无亲，父亲说：“巡捕盘查病房时，脱口说出了彭的名字，很懊悔，自己一旦被查出来，不就连累了朋友？但彭很热心地来看望自己，并告诉说，已经为我取了保，说是同乡，来上海求学，路上遇到土匪抢劫被打伤了。因为那时确实土匪猖獗，抢劫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彭还把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福民医院的院长顿宫宽介绍给我。”
“我一生都感激这位彭大夫，没有他在危难时的相助，我是很难度过那样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征集回忆录，我专门写了这段故事，登载在青年报上。没有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共产党不应该忘记他们。”
共产党忘记他们了吗？
专案组来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1933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
据此，专案组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和前面的假党员联系，编织出一个离奇的故事：“张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混入党内，然后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蒙蔽了上海地下党，打入了红14军，完成破坏活动后，拿枪自残，打断左臂，借此潜回上海，在日本人的医院养好伤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其反革命的勾当，一直延续至今。”
在审问父亲时，这个专案办副主任说，你就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敌奸细王连举为取得信任，举枪自残。
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
就这样审干吗？
但专案组的各级领导人们，还是认可了这个连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断。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用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父亲回忆，这个专案办的副主任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但审讯未果。
1968年2月，他们转向从彭丰根突破。在此之前，专案组在上海公安局预审处干部闵、胡以及南京军区保卫部干部李的协同下，已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彭丰根进行了20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这个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变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儿彭子都、儿子彭播谷。他先给姐弟俩看了张爱萍被批斗时的特大照片，说：“张爱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没有入党的假党员，而且是日本特务。”“张爱萍参加日本特务组织还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