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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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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的秘书说,当时正值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基地官兵就在背后叫他“耐温将军”。

我妈妈回忆:“你爸爸难得回趟家,偶然回来一下,晚上做梦都在喊‘水!水!’经常是一下飞机就直奔总理那里,时间紧就来个电话,说是在总理那儿汇报工作,要马上飞回去,就不回家了,带的东西交老安(注:司机。安全德,1948年参军,后任首长驻地管理员)直接送机场。一次,李旭阁(注:总参作战部处长,我父亲的随行参谋。后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打电话来说,他给总理送材料回来了,晚上要飞回去,问有什么要带给首长的。我听说是架空飞机,知道戈壁滩干旱,就赶紧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都发动起来,上街去买西红柿、小红萝卜、黄瓜、西瓜,成筐成筐地买,北京这些东西最便宜,几分钱一斤,都带上飞机。你爸说杜甫是‘家书抵万金’,你这是‘家货抵万金’,说我干了件大好事。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层皮,还舍不得扔,放在桌上,办完事回来,再用它擦擦嘴,烧开水时,还把它扔到壶里煮。我当时还给你爸写了句话,你看看……”说着她小心地抖开了一张发了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千里送鹅毛”。“你爸爸一直保存着它,夹在他的小本子里。”

在东大山哨所旧址,还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据说是当年父亲经过此处,哨兵请他出示证件,随行人员说是总指挥首长,不料哨兵回答,这就是根据总指挥首长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亲当即为哨所题字:“东大山哨要道站,车来人往夜不断。一丝不苟严把守,保卫钢铁运输线。”哨所里的士兵们用石块堆砌了这四句诗。如今,40年过去,那个哨所早已撤销,那些士兵们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岁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诗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张爱萍三个字还依稀可见。

我们在北京的家。

父亲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但在戈壁滩的生活,他说的并不多,我们都是听别人讲的。小时候和父亲的沟通,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的习惯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这时她总会督促我们把功课先做完。经常是一边做着功课,一边肚子咕咕作响。父亲回来,总会说,怎么这么晚了你们才吃饭?看得出,他的脑子还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父亲属于高级干部,可以配给些细粮,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这碗饭划成四块,我们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妈妈总要说,你工作累,他们小孩子皮实得很。父亲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对我们说,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总会跟上一句“真是个鲁智深!”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终于有一天,有了例外。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我们家玩,留他吃饭。父亲说,你是客人,这碗白米饭就归你了。后来我去杨家,也留我吃饭。他们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邓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饭。杨尚昆介绍说,这是爱萍的孩子,我们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们唯一的白米饭给吃了,今天我来回请这小子。邓小平说,那你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回去和父亲谈起来,他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也许是我们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吧,稍顿片刻后,他说:“你们都住到学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过一样的生活。”

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10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终于真正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学校后,睡到半夜,就恶心起来。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将胃肠里的东西喷射出来。我又睡在上铺,飞流直下,恶臭难当。同学们都气坏了,你他妈的吃的什么玩意?这么臭!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椰子味就恶心。

父亲似乎很满意我们能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说:“读过墨子吗?我就是欣赏他的苦行僧主义。”“儒家轻视种田的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墨子则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讲究衣冠周正,食不厌精;墨子却穿粗布,吃粗粮,就是‘衣短褐,食藜藿’。他的学生跟了他3年,手脚就起了茧子,皮肤晒得像黑炭。今天的人就应该学习墨子,精神上有追求,生活上能自律。”

不久,学校开展节粮活动,自报公议。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找我说:“你出身在革命家庭,应该要求进步。”我说:“那还用说,我一直就很进步。”“进步可不是句空话,党和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你用什么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解难呢?”你看这家伙,从小就是块书记的料!我说:“行!要我做什么吧?”“节约粮食,你带个头吧。”我说:“他们都节约多少?3斤?那我就节约5斤怎么样?”“好样的!”罗世谦很兴奋。一天后,他又来找我:“别的班有人提出节约8斤了。”我说:“我他妈节约10斤!”罗世谦说:“对!我们决不能落后。”又过了一天,大喇叭广播,说全校最高的节约15斤。我一听,马上表态:老子节约20斤……就这样,指标步步攀升,最后我提出的指标是每月为国家节约30斤。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我每月节约30斤粮食,是全校第一。父亲一听:“你吃的这碗饭是几两米,知道吗?乱弹琴!”当然,说归说,经学校最后评审,批准我节约3斤,每月定量是30斤。罗世谦对我说:“记住,要感谢党的关怀!”

父亲长期在大西北,托人带回一小桶黄羊油。这可是宝贝!打开一看,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妈妈把表皮切去,但里面仍然处处是渗进的霉点,只有切成薄片,将霉一点点地挑去,再在锅里一炼,就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黄油。虽然很膻,但毕竟是油啊!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来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老黄捡了回去。我是偶然迈进他家门的,老黄正在专心致志地炼油呢。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伤。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们是皖东北根据地给过我父亲和九旅一粥一饭的老乡们,是如老黄那样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过劳动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我写了篇作文,记述下这个故事。我在结尾写道:我以为这个国家只是我的,我以能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黄那尴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尾,我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不管我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挨过饿的——祖国。”

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承担苦难的也是他们。记得我曾把这篇作文给父亲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记录下来,再也不要让人民为我们党承担责任了。”

大跃进是历史的错误。

既然是历史的错误就有其历史的原因。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包括父亲在内,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大小,连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内都知道,中国太落后了,为什么就不能发挥出我们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呢?为什么不能再鼓足些干劲,早日改变贫穷的面貌呢?

什么是大跃进?吹牛皮、亩产万斤、饿死了人是大跃进;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砍光了树,遍地小高炉,是大跃进;但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大跃进。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大跃进;组织大协作,会战戈壁滩,搞出原子弹,也是大跃进……

蛮干、不尊重科学、浮夸作假、欺上瞒下,并不难纠正。真正的教训在于开创了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先例,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悲剧。

4 死亡之海

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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