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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来的什么批示,是我编的。但我不是胡编,总理就是那个意思嘛。”父亲认为要成功领导这次大规模的会战,必须要提出一个使全体人员能够共同遵循、通俗易懂的行动口号。总理的指示,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叮嘱,也是全体参试人员共同遵循的原则。他在飞机上和刘西尧一起回忆,根据周恩来谈话的精神概括出了这四句话。他对来开会的各位领导说,你们回去,都给我把它写在墙上,要写得大大的,一目了然,告诉所有参试的同志们,总理在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给他报告好消息呢!
直到现在,国防科研战线一直把这四句话作为行动的准则。你想,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神圣啊。每当面临重大的试验时,总会想到周恩来在叮嘱着自己:不要着急,要细了再细……
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
周恩来是何许人也!父亲说他自己,1925年,在家乡刚刚参加革命活动时,就听说了周恩来的大名,他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在他这个15岁少年的心中,就曾幻想过将来也成为像周恩来一样的职业革命家。父亲和周恩来最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30年,那时父亲只是个小连长。他在红14军负伤,打断了左臂。伤愈后,组织上要留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不愿意,非要去作战部队。由于红14军已全军覆没,他向组织要求到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去。和他接头联系的是欧阳钦,他是军委的联络员。欧阳钦说,你留下,是恩来同志定的,考虑到你曾是上海地下党的,情况熟悉。再说你的手也打断了,怎么打枪?父亲回忆说:“恩来同志定的怎么啦,我还不能反映自己的想法吗?我左手不行,还有右手嘛!”欧阳钦很为难,说我试试看。父亲又叮嘱了一句:“一定要转告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小兵要去冲锋陷阵!”
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比毛泽东位置可高多了,在党内是头一两位的人物。对这么个面都没见过的小小的红军连长,他会怎样呢?父亲说:“我没有抱希望。”
3天后,欧阳钦又来了,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恩来同志批准了父亲的要求,还特别嘱咐欧阳钦带来一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父亲说:“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我永远记住了。后来自己的位子高了,遇到下面同志反映的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同志们,我常常会想起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后来在中央苏区,父亲担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周恩来虽然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但仍然兼任少年先锋队中央的党代表。这就给了他更多的和这位伟人接触的机会。父亲说,周恩来精力出奇的旺盛,经常是深夜叫他过去谈工作,谈完了工作,就天南海北地扯乱谈。四川话,就是聊天的意思。常常是“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最后的一句话:“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用白话文说,就是我和朋友相互挤在小船里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父亲谈话时,不时会蹦出他熟悉的句子。
父亲回忆:“国共合作,我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对外都称是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高级参谋,换了国民党军服,毛料呢子的,高筒马靴,再背个武装带,神气活现的。和国民党打了10年仗,牺牲了多少同志,对这个现实很难接受。周恩来能体察大家的感受,再三给大家讲,中央规定,任何红军的东西都不能带。伍云甫当时就负责这项工作。”
血战10年,今天,为了抗御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结成了全民族的联合战线。陈赓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个场面:大雨瓢泼,换装仪式完毕后,已近黄昏,大家都身无干纱……(注:《陈赓日记》1937年9月6日)
父亲接着说:“我留下了一顶红军帽子。周恩来心特别细,一个个地检查我们,我只好把帽子扔掉了,偷偷藏了红军的五星帽徽和一枚10年内战纪念章。”父亲还佩戴着这枚徽章偷偷在照相馆照了张相,照片和徽章现在仍保存着。徽章的背后刻着“1927~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我找到父亲当年写的一首长诗,其中几句是:“十年饮恨血成河,卦旗易我五星蠹,大义联合御外辱,红星帽徽永珍储。”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像现在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驻华签证处一样,当年的青年人纷纷要求去延安,应接不暇。但急需扩充的是新四军,可去皖南,青年们哪里能干?说服他们是困难的。延安已经成了中国的麦加,延安的宝塔山,犹同自由女神,张开她的双臂,欢迎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父亲回忆:“有一次,我对周恩来说,这些青年人死打烂缠,没法说服他们,烦死了!周恩来怎么说,他交代了我一句,今后凡是说服不了的,都交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做工作。”父亲接着说:“这就是周恩来。”
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入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宋平同志在谈到周恩来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文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我曾看到这样一首写周恩来的诗,我读给父亲听: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父亲说:“给我抄下来!”
今天,由共和国总理挂帅统领这支大军,原子弹,就再也不是实验室里的一个科研项目了,它,成为国家力量的再现。
就像他们要研制的那颗原子弹,他们要做的,是能量的汇集,如同他们所领导的那批科学家一样。只不过,他们面对的不是铀235,不是原子核,而是共和国的国家机器。他们要使整个国家像原子核一样,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们要将国家分散在各个领域的能量捕捉、筛选、调集、汇总,然后,再集中释放出来。科技的、经济的;中央的、地方的;民用的、军用的;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潜在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等等……
父亲回忆说:“专委会议之后,我是马不停蹄。在青海传达完后,就到了东北局,接着又到了华东局、西南局。传达中央指示、下达任务、组织协作。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都是亲自主持会议。听到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到了攻关会战阶段,听到党中央下了这样大的决心,都非常振奋,他们表示,能为中国的原子弹出力,是无上的光荣,只要中央需要,一切都可以让路。我们把相关单位和部门召集起来,下达任务,研究措施,提出期限,物资和人员逐条地落实。每个大区都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协调。可以说,所到之处无不给予支持。我几乎跑遍了研究、生产、协作的单位。一个一个地定点、定任务、定措施、定时限、定责任人……”
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他们既然能够汇集全民族的力量,获得国家的解放和独立,他们当然也能按同样的方式攀登科学技术的顶峰。
那一代共产党人就有这个本事!
超级大国间的禁核协议在紧锣密鼓地酝酿进行。
要迈进核大国俱乐部的门槛,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继续原子弹技术的突破;另一路,迅速组建新的队伍,提前进行试验技术攻关。
这是北京的金秋季节,父亲将钱三强请到国防科委大楼。钱三强,堪称新中国原子物理学界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就是着名的约里奥·居里夫妇。1948年他回到祖国时,居里夫妇尽管舍不得他离开,但临行前,约里奥说,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谁说科学没有祖国?
在听取了这位专家对核试验的意见后,父亲说,给我推荐一个人吧。他回忆的原话是:“要能挂得帅印的。”
程开甲,中科院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是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亲自主持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首次导弹核试验、首次地下平洞、首次地下竖井、首次增强型原子弹等几十次核试验。他在大漠戈壁苦斗20余年,程老的夫人高耀珊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人们这样描绘他们的生活:
天山中有一道山谷;山谷中有一条小溪;小溪旁有一块大石;大石旁有一座小屋;小屋里住着一个大嫂;大嫂养着一群鸡……
程开甲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小屋和小屋的女主人,满目荒芜的戈壁变得温馨,我所做的每一份成绩都有她的一半功劳。
当我们面对今天灯红酒绿的城市喧闹,当我们享受着现代化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