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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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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又没有,这时接机的家属们都陆续走完了。直到第三架飞机徐徐落地,我们才看到下来三五个领导人,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再一个就是彭德怀,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沉着个面孔,撅着个嘴,一个石头雕刻的人。有人回忆说,彭是和贺龙、刘伯承一架飞机,反正我和哥哥都没有看到,别人不好说,但贺龙就凭他那小胡子,我们是绝不会看走眼的。在汽车上,我听见父亲对妈妈说,出大事了……

父亲后来和我说:“王尚荣(注: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找我,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我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吧,彭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后一架上,我们就陪他一下吧。到济南时,天气不好,停留了一会儿。面对面地坐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彭也不吭气。大家沉默了一路。”

庐山会议后,父亲曾见过彭老总一次,彭只说了句:“反正我不是反革命。”还是相对无言。

一直到“文革”,在一次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父亲被弄去陪斗,双臂反剪,强行按下头,胸前挂个大牌子。批斗会是由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联合组织的,批斗曾经创建了他们、抚育了他们成长的元帅。一起被斗的还有黄克诚、杨勇。父亲说:“我几次抬头想看看彭老总,但彭一直没有抬头。”

我想,彭老总肯定会知道的,他不再像庐山时那样孤独了,曾经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3军团的红军将领们,此时也同他一起被地狱的烈火煎熬。这对他不知是安慰还是悲哀。

后来,父亲被关押,受尽磨难。但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父亲才可能在那些漫长的茫茫黑夜里重新审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重新审视他自己的人生并推及别人的人生。在此获得顿悟。

1972年,父亲在囚禁中折断了左腿,被匿名保外就医,住进301医院。当他听说彭老总被监禁在楼上时,就一定要去看看老总。他刚动过手术,硬拄着双拐爬上去。在门口,被哨兵呵住。父亲装作找错了房间,故意大声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吵闹声惊动了专案组和院方保卫部的人,硬将父亲架出去。父亲说:“也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他是多么希望彭老总能知道,他没有被忘记,他的部下在怀念他,让他听一听他部下的声音吧,哪怕仅仅是带给他一丝的安慰呢!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被折磨致死。在他的骨灰处理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

火化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他的肉体连同他读过的62本书一起,在烈焰中化为灰烬。点点火花在烟雾升腾中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把痛苦和希冀留给这个世界,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从来就纷说不一。但我相信是有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存在在父亲和我的心中,存在在许许多多中国军人和老百姓的心中,激励他们走完人生。

又一届新的军委成立了。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1959年10月20日,成立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办公会议的成员是:罗瑞卿(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总后勤部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宗逊、李克农、彭绍辉和我父亲,以及陈赓等几个老的副总参谋长都没有再进入。当然不全是政治上的因素。父亲是第二年,彭黄问题处理结束后,也就是1960年5月增补的。这是一个微妙的人事安排。从工作需要来说,他是主管军事行政事务和武器装备的副总长,军队大量的日常工作都在他这里。从政治上考虑,他是上一届班底的老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也的确需要有一个红三军团的人参加,这样给人的印象要公允些,毕竟这是一段历史。何况父亲并不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班底。毛泽东早在这之前就对上一届军委班子说过,总参各方面军的人都要有。这样就增加了彭绍辉,他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黄克诚当总长后,又把杨成武调来了,他是一军团的。

早在庐山会议前,军队高层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是反教条主义;一件是批判粟裕。父亲这个人,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尤其是涉及到党内人事关系问题,能不听就不听。他自己说,在总参他是个壮劳力,下去跑的事多是派给他,他也很乐意。工作日志记载,这个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和边防跑。这两件事,我曾问过父亲,他的表情有些木讷,没有道出更多的缘由,只是说:

“有一次,粟裕和我谈起,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我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父亲这里说的“他”是指谁,我也懒得再问了。

粟裕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倒了。不久,陈赓、李克农相继谢世。

时事如棋局局新。

彭德怀的罪行之一,就是分裂党。彭德怀被打倒后,党真的团结了吗?

鸦雀无声,恰恰是最可怕的。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搞小圈子,吹吹拍拍,拉关系。我知道,过去的宗派又要来了。”

父亲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自己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陷于事物,希望能到军区去,做一些实际工作。罗看后说,难道你就这么不欢迎我来吗?

父亲和罗瑞卿在红军大学时就很熟悉,彼此都可以讲出一些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甚至是个人隐私的笑话来。后来同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看过他们的合影,照片背面有罗的题字:“送给爱萍小弟存念”。父亲说,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请调信是不合时宜的,引起误会就更不好了。他对罗表示,愿意收回这个请求。

父亲说:“罗这个人,工作有魄力,有干劲,能决断,雷厉风行。他对我是很信任、很放手的,对我的那摊工作也是很支持的。只是副总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人把他们过去那套拉拉扯扯的作风都带进总参谋部来了。”

“粟裕同志那时的和谐气氛没有了,相互间不交心。”怎么办呢?他经常想起彭老总:“他对革命这样大的贡献,说了真话,结果就这样整。我觉得党内这些事真没有意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自己按原则办事。凡和我关系不大的、能不参加的活动和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对党内这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管你驴打死马,还是马打死驴的……我也帮别人说过话,那是因为有人违背了原则,我才站出来。”

“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面跑。我分管的那摊,都是在边远荒凉的地区,50年代是部队、边防、海岛;60年代就是发射基地、试验场、工厂和研究所。我愿意到那里去,和下面的干部、战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艰苦创业,心情是舒畅的。”

在随后的这段时期里,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西北、大西南的各个国防工业基地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许多边塞风格的诗篇。

在青海柴达木,检查原子弹基地的建设,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独立阳关上,古人西出叹凄凉。

在新疆,他写道:

长笛一声天山外,最难大漠起春风。

到铀矿基地,他模仿李白诗的句式:

朝辞衡阳云雾间,夕阳穷攀南岳山。

登上巴颜喀拉山,在黄河、长江的源头,向东眺望,他写道:

源头同是莹洁水,清浊何以多变迁?

他在诗中想说些什么呢?当年一起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弟兄,今天何以如此泾渭分明!

第六章 大漠黄沙

自上个世纪40年代,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烟云在广岛上空升起,整个世界就笼罩在这可怕的核阴影之下了。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几乎都和这阴影有关,社会历史学家给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起了个名字——冷战时代。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在这场大国的博弈中,他的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庐山会议之后,一直到“文革”前,这7年间,父亲的精力大部用于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光顾西北的大漠黄沙,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庐山会议之后,我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向这里,一干就是30年。”

1 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庐山会议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了,大自然的惩罚是不以人类社会权威的意志为转移的,再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在大自然面前,也不过就是个肉体凡胎。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抓紧秋收后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组织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度过灾荒。中央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各地推荐食用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要求城乡大小食堂,自己动手,土法上马,自做自吃。这个灾难究竟有多大,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官方权威性的报道。学术界说法五花八门,争论的双方,依据的是人口统计,1959年、1960年、1961年,这3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高于之前、之后的正常年份,平均每年增加了1000万。于是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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